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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金元
2008-07-17
“争取在今后三年内,在新加坡、南非、英国、德国、法国、日本、巴西、加拿大、中国香港等10个国家和地区上市,争取在2010年前进入世界500强。”2004年,一个名叫李金元的中年男人如此说。
李金元与胡润百富榜
在2004年的胡润百富榜上,李金元绝对是一匹黑马──以60亿元资产居百富榜第6位。他同时还登上了“2004年胡润资本控制50强”(第20名)、2004胡润零售榜第2名(第一名为黄光裕)、2004中国大陆慈善榜第3名(前两名是黄如伦与张芝庭)。年份
2004年 2005年 2006年 2007年 百富榜名次 6 11 18 36 财富(亿元) 60 60 68 150 -
《寻找伟大的企业》
2008-07-13
刚看到翟敬勇兄的《寻找伟大的企业》一书终于要出来了。做为策划编辑的《证券市场红周刊》副主编江涛姐终于可能松一口气。不可否认翟兄一书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具有开创性,然而就文本呈现来说,出版社的担忧可想而知,加上现在很少有投资者去关心两三年前,上市公司股东会上高管曾经说过什么,所以能想到此书出沪的艰难。
今年2月份的一个雪天,跟江涛在北京一咖啡厅见面,第一次见到,聊的非常投机。我佩服她的认真和执著。就像翟的这本书,她花了大量心血,遇到不少阻力,但因为觉得有意义,一定要坚持到底。现在书终于要出版了,是一个好消息。刚才联系她,她在电话那端说:“这半年来这个事搞的自己心情一直很郁闷,好歹现在要出来了。”我也看到敬勇老兄的博客上写道:“不管多坎坷我们都要往前走”。
最近我也在写一些系列的东西,江、翟等朋友,都是激励我认真、细心、虚心、执著的榜样。互励共勉。

附:江涛序言《寻找伟大的企业》
一本书要经过多少坎坷才能出版?在经手《寻找伟大的企业》一书之前,自从2006年以来,曾经策划出版过“从容投资理财丛书”、“投资金钥匙丛书”、“基金经理投资笔记丛书”等多套证券类书籍的我,却未曾料到这本书的出版命运会如此费尽周折——出版的周期之长、联络的出版社之多、遇到的阻力之大,都超出了我最初的想像。
还是在2007年10月下旬,我在深圳见到但斌,希望他能帮我推荐“基金经理投资笔记丛书”的作者人选之一翟敬勇,他说到翟敬勇有本书要出来,就是专门记录他2005年以来跑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的调研纪要,比较有价值,自己也刚刚给他这本书写好了序。当时我的心中一动,感觉如果两本书能够同时出版的话,也许会产生比较好的效果:一本客观记录股东对上市公司管理层的种种疑问,一本主观描述基金经理在投资当中的思考和感悟。
就这样,通过但斌的介绍,我和翟敬勇联系上,电话中有一见如故的感觉,并于2008年1月在北京见面。小伙子见面给人的第一印象是人非常踏实本分,也很谦和,言谈举止比实际年龄看起来要老成许多,如他自己所说,是一个坚定地以企业价值为导向的股权投资信奉者。
他自己对这本书的出版非常自信:当前的中国证券市场需要有这样一本书:做研究的人可以通过它,如实了解上市公司2005年以来的行业发展变化和经营环境变迁;做投资的人可以通过它,客观了解上市公司高管对公司经营行为和未来宏图展望的信心和评价;上市公司高管可以通过它,观察到自己在股东、投资者眼中的形象与价值评判标准;与之相关的还有上市公司大股东、小股东(或者潜在个人投资者)、相关竞争对手、公关公司、乃至相关品牌消费者……都可能通过这本书,找到自己所需要的信息。更重要的是,这是一本记录企业成长历史的书,不同于企业经营者的自传,也不同于价值分析报告,其记录的角度是独一无二的。交谈中,翟敬勇还表示自己要把这个工作坚持下去,打算今后每隔两三年就结集成册。
就我个人而言,除了对但斌、翟敬勇的信任外,我认为这是一本从2005年开始坚持至今,对国内上市公司中谁有可能成为伟大企业的价值探寻之旅的书籍,它的出版有可能唤醒中国中小投资者的股东意识,有利于建设并推动健康的股权文化。
当前一个不容忽视的现实是,很多买卖股票的人仅仅把自己视为“炒股者”,买卖的是一个“符号”,却忽视了自己作为这家上市公司股东的身份和价值。其实,无论持股数量多少,即使只持有100股,参加上市公司股东大会也是每一个股东应有的权力。然而,由于时间、距离、精力、能力、意识等种种原因,对于中国证券市场上的投资者来说,能够实地参加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包括临时股东大会)的股东人数为数不多,能够参加优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的股东人数更加稀少,能够连续数年坚持参加的股东,尤其是愿意把参加股东大会的记录全面与投资者进行分享的就更是凤毛麟角了,翟敬勇和他的团队无疑就是其中之一。
经过深思熟虑,我认为这本书的出版有以下几个经济意义与社会意义:
1.国内首套以股东大会调研为题材的全新一类证券图书。
2.覆盖沪深证券市场数十家优质的上市公司,重点涉及食品饮料、金融、地产、医药、公用事业等市场重点关注行业,在具体公司上,包括股价曾高达200多元的贵州茅台,以及万科、华侨城、保利地产、招商银行、民生银行、浦发银行、平安保险、上海机场、同仁堂、云南白药、东阿阿胶、烟台万华等耳熟能详的公司:这些公司当中,谁最有潜力成为伟大的上市公司?谁最有可能成为中国的汇丰、可口可乐?谁最有可能使中国民族品牌走向世界?
3.与上市公司每年一度公布的年报相比,股东大会纪要比年报更能准确地反映上市公司管理层的核心投资理念和经营战略,也能从另一个角度了解王石、马尉华、马明哲等上市公司高管的战略思维,以及他们对股东权益的保护和尊重态度。
4.有助于推动并提升中国证券市场股权文化的建设和培育。正如中国证监会主席尚福林所说,“与成熟市场相比,我国资本市场还没有形成成熟的股权文化,回报投资者的意识有待进一步加强。上市公司的管理层要加快观念转变、不断探索,主动培育股权文化。”而本书的出版发行,对于中小股东建立起作为上市公司股东的意识,了解自己作为股东的权利和义务,行使并维护股东权利,无疑有很重要的示范和引导作用。
在推动这本书出版的过程中,我在书中增加了“本次大会看点”、“编者注”等内容,意在使读者的阅读过程更为轻松自如,但此举遭到了一些出版界朋友善意的劝阻。我发现,对于国内图书界来说,《寻找伟大的企业——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调研纪要》一书也许是一种全新的尝试,但实际上对于投资经验更丰富的美国人来说,这类书也就在前两年才开始出版。美国人兰迪·普切克在《与沃伦·巴菲特共度周末——以及其他在股东会议上的不寻常经历》一书中,讲述了自己从1999年春天开始参加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股东大会,并从2001年开始参加了诸如微软、迪斯尼、星巴克等公司的股东大会经历,作者在其中受益匪浅:“有时我看到或听到的一些事情会让我出售股份,或者更少的时候是去购买更多股份。”
希望《寻找伟大的企业》这本书的出版,能够唤起更多投资者的股东意识,积极主动地参加上市公司股东大会,从中找到自己需要的、更有价值的信息,在这一过程中,也能推动中国证券市场股权文化建设更健康地发展。正如中国证监会研究中心主任祁斌在2008年年初的一次讲话中指出:“股权文化的形成就是上市公司股东之间、上市公司股东与经营者之间充分博弈的过程。健康的股权文化可以使全社会普遍形成尊重股东权益、股东利益最大化的经营理念,使广大投资者转变投资理念,进行价值投资而非投机,树立将资本委托给代理人并维护自身利益的意识,而非单纯把公司投资行为当做一种理财或者短期行为”,从而使中国资本市场更好地实现可持续发展,现代经济体系基础建立得更稳固。如是,则善莫大焉。
这里,我心怀感恩之情,感谢中国的证券市场、感谢力求给股东带来更大回报的优质上市公司,感谢我的工作单位——《证券市场红周刊》,出品人郭贵龙和我的同事们;感谢为这套本书的推出贡献过智慧和力量的人——广东经济出版社读者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赵世平,舵手证券书店总经理郑义,武汉大学出版社编辑夏敏玲,经济日报出版社副总编辑胡子清,中信出版社策划编辑魏玲,资深财经评论员东方愚,东方港湾资产管理公司总经理但斌,赤子之心资产管理公司总经理赵丹阳,烟台万华副总经理郭兴田;感谢站在我背后,继续始终如一地支持我的家人林羽今、林子滟、江一诚、杜宜宜、林为才、刘继松及诸位亲朋好友们。
当然,最后还要感谢的就是正在捧起这本书阅读的您——令人尊重的读者,我也希望您在阅读此书的过程中,能够把您的观点和建议提出来,以便于我们能把这类图书出版得更精彩,给您带来更佳的阅读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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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
2008-07-12
珠三角的企业整合资源能力非常强,但不太愿意跟传媒接触,有点“防火防盗防记者”的味道。事实上他们的内心很丰富,无论大小企业,一旦对你的提防心理没有了,他能给你聊半天,你连插话的机会都没有,有的老板甚至能给你透露,在CPI高企和原材料价格上涨的现在,他们请客户的时候叫小姐,由叫N个减少到了一个。长三角的中小企业开放性比珠三角稍强一些,但他们给你讲话,激情多一些的时候,口号就多了一些。不过珠三角的中小企业老板,他们要么没有口号,要么就有很强的政治情怀,很值得玩味。
这两天在上海换了个方向,接触了一位欧洲一运动品牌采购商,听其介绍标准化定制的过程与细节。程式化的运作听起来有些boring,不过不得不承认他们在节约成本和减少交易费用上的用心良苦。他们很细心,在与供应商谈判的时候甚至也常用录音笔,录下来回去分析对方的谈判策略。不过我没有想到的是,这些人的收入并不高,一方面在与供应商谈判的时候强调对方必须注重质量管理、注重环保和对工人的足够尊重,一方面欧洲总部给自己发的薪水又是那么微薄。真是鲜明的反差。
跟做进出口的企业打交道多起来的时候,就会想起来自己读大学和研究生时,学的专业都是国际贸易。然后毕业后却做了媒体这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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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家9年涨逾千倍 是什么成就了戚金兴
2008-07-10
南方周末记者 张华 发自杭州
杭州地产商戚金兴最近9年堪 称顺风顺水——赶上了国企改制的大好时机,赶上了房地产业利润爆增的黄金时代,还在这波牛市逝去前夕抓住牛尾巴成功上市,身家从近400万到40 亿,9年涨逾千倍。
戚金兴是中国地产业的一个幸运儿。他执掌的滨江集团5月29日在A股顺利上市,募集资金10亿元。这足以令上市搁浅的恒大艳羡,令自降身价上市的河南建业感慨。毕竟,去年10月楼市由盛转衰之后,上市对地产企业而言,是个奢侈的梦想。
尽管8个交易日后,滨江集团股价即跌破发行价,然而以6月20日创出的最低价15.02元计算,持股总量达46.8%的戚金兴,账面财富也达36.6亿元,若加上其还在读大学的儿子戚加奇所持有的4.85%的股份,戚家账面财富超过40亿元。
9年前,当戚金兴掏出378万元购买滨江集团股份之时,他并未想到自己的身家会在 9年后暴增1057倍。
他的滨江集团异军突起只是近几年的事,在2003年之前,滨江集团在杭州房地产界还属于二线开发商。
戚金兴发家如此迅速在于,他不仅赶上了国企改制这趟造富快车,还通过股市这台财富放大机使身家剧增。MBO+IPO,他就是这两台财富机器造就的。
从机关干部到国企经理戚金兴在杭州地产圈是出了名的低调。“大家知道的他的个人故事要比宋卫平(绿城集团董事长)少得多。”杭州地产界一位业内人士说。
其实,中国绝大多数商人都奉行“闷声发大财”的原则,戚金兴也不例外。
今年46岁的戚金兴出身杭州江干区一个平民家庭,父亲早逝,从18岁到25岁,他在江干区乡镇企业局工作了7年。1987年,调任区建筑四公司副经理,1992年,又被江干区调去筹建滨江房屋建设开发公司(房开公司)。
房开公司注册资本500万元,不过,验资之后这500万元即被江干区计经委撤回。戚金兴用借来的8万元充当公司启动资金,这让他多年之后能很有底气地说:“我基本上是白手起家的。”
而立之年的戚金兴从此踏上幸运之旅。两年后,他即被评为“浙江省青年改革家”。
1996年,戚金兴放弃了任江干区副区长的机会,选择继续在地产行业打拼。8月,滨江集团成立,注册资本5200万元,江干区计经委以持有房开公司的全部国有资产出资 (截至当年2月底,房开公司经评估后的净资产约为5607万元)。不过,房开公司仍然存续。
“十五大”后全国各省市掀起国企改革浪潮。杭州也不例外。据《中国城市年鉴》(1997),截至1997年底,杭州市全市有约3700家国企和集体所有制企业转制,市辖七县(市)企业改制面积更是达70%以上。
1999年7月,北京企业界发生了一件事──四通公司完成产权改革,这一事件后来被认为是“首例MBO(管理层收购)”事件。
1999年8月31日,杭州召开国企改革经验交流会,当时的杭州市领导在会上表示:要“打好企业改革的攻坚战”、“加快投资主体多元化步伐”。
此时,戚金兴的幸运时刻又一次到来了。
从经理人到大股东开完会不久,滨江集团开始改制。改制前,滨江集团的注册资本金高达5200万元,然而1999年7月,杭州新联资产评估事务所出具的评估报告显示,经评估后的滨江集团净资产为4165.8万元。
当被问及企业经过三年高速发展为何却折价两成时,滨江集团一位董事称,“实际上当初5200万元注册资本是应有关部门要求虚设的”。
南方周末记者调查得知,证监会曾向滨江集团发函问及折价事宜,后者在回复中提及当初杭州市政府主导的设置几家标杆性大企业集团的历史原因。
戚金兴对南方周末记者表示,1996年滨江集团成立时净资产实际上不足一千万元,但由于成立集团要有5000万元以上注册资本,以及两家以上发起单位,所以由计经委出资5000万元,另一家名为定海建筑工程公司,出资200万元,实际上后者并未出资,前者出资额亦为虚设。
就按4165.8万元的净资产计,若要收购公司60%的股权,戚金兴等管理层需要掏出近2500万元的巨额资金,戚金兴本人得出资约1500万元。
1999年11月15日,根据杭州市江干区体制改革办公室批复的改制方案,滨江集团股本由5200万元缩减至1200万元,其中国有股480万元,占总股本的40%,而戚金兴为代表的管理层以720万元受让剩下的60%股权。
又因为一次性出资便可享受九折的优惠,戚金兴等人实际出资即为648万元,其中戚金兴个人出资额为378万元。
2008年7月7日,杭州市国资局某负责人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讲述了当时减资的缘由,“房开公司当时真实的资产状况要差一些”、“不过减资事宜是与当时大环境相吻合、合情合理且签定过协议的”。
改制后,江干区国资局虽然仍然控股滨江集团,但它拥有的40%股份是没有投票权的优先股,每年固定收取8%的回报。
不过,江干区政府当时大幅减资时,滨江集团并未进行相关公告。滨江集团后来给出的理由是:“不存在无法偿还债务之情形,也未有任何债权人就本次减资提出异议。”
然而按照公司法第186条规定,自做出减资决议起10日内应通知债权人,并于30日内至少在三家报纸上公告3次。一位不愿具名的律师称,“无论债务情况如何及有无异议,不公告就是违反公司法的。”
此外1999年滨江集团改制,作为其全资子公司的房开公司却并未改制,一直到2002年10月30日,江干区体改办才出具批复,办理股东变更手续,改制为股份合作制。
对此,滨江集团承认,这是当初改制时的“瑕疵”。
滨江集团改制时江干区政府由于减资而抽回的1483万元,正是由房开公司而非滨江集团支付的;直到现在,滨江集团办公所在地──庆春东路38号,房产及土地所有权属仍是房开公司。
事实上,房开公司在戚金兴的系列资本运作中,一直发挥着不可忽略的作用,2006年6月国资完全退出时,房开公司还起了桥梁作用。
南方周末记者在杭州市工商局江干分局查询时得知,房开公司最后一次资料变更是2006年12月30日;滨江集团相关材料已于2006年11月30日迁往浙江省工商局。
摘掉“红帽子”改制之后,国有股去留成为一大焦点。在减资仅一年半的时间内,滨江集团开始了多次的增资扩股,进一步稀释国有股权,直至最后完全民营化。
2001年6月至次年12月,滨江集团两次增加注册资本,先由1200万元增至3000万元,后增至6000万元,增资对象为戚金兴等人,两次增资后,江干区国有资产经营管理公司(受让国资局所持股份)持股比例被稀释至8%,戚金兴持股比例增至55%;2005年他又低价吃进一位非管理层股东所持1%的股份,持股比例进一步增至56%。
2006年戚金兴萌生上市念头,他开始考虑滨江集团中8%国有股的去留问题。6月,戚金兴将江干区国有资产经营管理公司持有的8%的股权,按之前协议规定的480万元原值,外加1520万元的“贡献款”,共2000万元的价格吃下。
这次股权受让按相关规定,分为两步走──先由房开公司于6月19日吃下这部分国资,再于第二天卖给戚金兴。
2006年6月20日这一天,戚金兴执掌的滨江集团脱胎换骨,成了一个纯粹的民营企业。
戚金兴称滨江集团完全私有化为“终于摘掉了红帽子”。
未来定位:长三角区域龙头现在的滨江集团高层已不愿过多谈起过去改制事宜,而是对最近几年的高速发展津津乐道。
2002年,滨江的销售额只有区区两个亿。次年,地产热开始席卷全国。2004年前后,戚金兴在杭州房地产界声名鹊起:他是杭州市最早支持土地招拍挂政策的开发商之一,滨江的“金色海岸”楼盘则让他赢得了“改变杭州豪宅理念”的称号。
2007年,滨江集团总销售额超过40亿元,当年上缴税收逾6.2亿元,成为杭州市纳税最多的房地产企业。戚金兴获得许多优质地块,且拿地成本较低,这令杭州同行甚为羡慕,滨江集团也成为杭州主城区内最大的地主。
2006年夏天,杭州地产市场竞争加剧,资金实力成为胜败与否的关键因素,对股市一向敬而远之的戚金兴决定上市,并且扛住了外资投行的忽悠弃港股选A股。“香港是国际金融中心,当然好,可到香港上市,市盈率要低3倍,财务费用要高5倍,而且85%的股票要卖给外资基金,利润为什么要让他们赚走?”
至于到美国上市的可能性,戚金兴说,“杀头我都不会去!”
中国现有5.9万家房地产企业。戚金兴认为,最终将剩下五六十家,其中全国性公司一二十家,大型中央国企一二十家,区域龙头一二十家。
戚对滨江的定位是做长三角的区域龙头,资源分配则是:杭州50%,整个浙江70%,然后是上海、无锡、南京、苏州。北京也会布个点。
戚金兴的副手们及普通员工对记者称戚金兴从不任人唯亲,甚至有过不给杭州市某领导亲属在滨江集团安排工作的事情。但若据此认定戚不通世故可就大错特错,滨江集团如今的三位独立董事中,两位都具有政府背景。其中郑贤祥曾任杭州市人大常委会城建环保工委主任、市政公用局局长;陈国荣则曾任杭州市江干区副区长。
说话像山东人、喝酒像东北人,精明实际,则是地地道道的浙江人,这就是戚金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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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
2008-07-10
昨晚在徐家汇一酒吧跟Lily闲侃,提过儿时往事,好玩而又有几份酸楚。
感觉上海的夜晚很安静。
其实后来我慢慢改变了对上海的偏见。一如当初我在青岛时,大伙儿提起广州,我说我敬而远之,后来还不是在广州生了根发了芽。
上次来上海还是去年四月,从横店采访后赶到上海,一时没与朋友接上头,就在人民广场石阶上坐下,看小朋友们嬉戏。没想到突然下起了暴雨。
昨晚睡的很好。没想到七月第一个好觉睡在上海。
刚看到《是什么成就了戚金兴》登出来了。7月10日南方周末C18版。这是在我来周末后写的第一个文章。多有欠缺,庆幸有一个好的氛围,可以连走边学,边学边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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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草新书《报表粉饰与财务揭黑》
2008-07-10
夏草的新书《报表粉饰与财务揭黑》,本月中下旬会上架。推荐大家关注。
在东莞出差途中为夏草新书作了一个短序,多有单薄,但真心希望朋友夏草能多珍重。
序言:需要的不只是掌声
东方愚
听说夏草要出新书了,我马上把这一消息在MSN上告诉几位好友,他们的评价如出一辙──这是件有意义的事情。
“有意义”──这一词汇有点形而上的味道,但放在夏草一直从事的事业──曝光上市公司财务舞弊上来说,此词值得我们在敬畏中慢慢咀嚼。
从一开始就注定,夏草走的是一条坎坷路。我的一位朋友说,在不规范的制度环境下,夏草们与上市公司“作战”, “敌强我弱”几成定局。
我马上纠正他的用词不当──夏草从来无意与任何人为敌。
然而,“纠偏”的工作往往被市场贴上各种标签,并在一些不成熟媒体的炒作下,被忽略了其本真的涵义。
现在市场上喜欢给各领域的卓越者 “戴帽子”。比如,有人称夏草是“财务界王海”。我不推崇这一作法,但如果非要推荐一顶帽子的话,我认为视夏草为“财务界的陈丹青”要形象一些。
一个直言者的坚持不懈,在中国当下的政经语境中,往往会使得体制内的一些元素感到压抑甚至局促不安。这些元素的惯常反应要么是口是心非,要么是静观其变,再就是伸手遏制。
我最钦佩的是夏草的坚持,面对压力仍据理力争,心力交瘁却一如既往。
夏草现在获得了雷动般掌声。这些掌声大都来自中小投资者。对于一位学者而言,理性的草根性的支持是莫大的鼓舞。他的研究未能给其带来直接的收益,但他并不遗憾,他为自己的研究成果受到投资者的认同,甚至一些未上市公司的认同而倍感欣慰。
我们需要关注纠偏后上市公司生态,和监管部门态度的微妙变化。据夏草称,他与研究对象之间最艰难的一场拉锯战发生在2007年,其接连发文质疑某上市公司存在重大财务造假嫌疑。然而,在此期间,这一上市公司频频出镜,三月内央视新闻联播报道了三次,集团总裁被央视称为某产业的领袖级人物。
不过几个月过后,听上海的朋友称,现在证监会和财政部等部委的一些官员表示关注或支持夏草的行为。比如,当谈到夏草质疑的上市公司涉嫌财务造假事宜时,财政部会计司司长说,“都在我们的掌握之中,我们一直在进行分析。”
这似乎是个好消息。不过,我们希冀监管部门的分析结果及时向社会公布,更希望届时公布的结果能经得起考验。
从某种意义上讲,夏草们需要的不是掌声,或说需要的不只是掌声,而更是对有理有据的一个质疑氛围的认同与宽容。
中央现在越来越重视金融制度的规范与完善,以及对违法违规行为的惩处力度,这无疑是大多数人的福祉。
但这个过程,又将是一场没有硝烟却异常惨烈的战斗。而恰闻夏草准备转而做一些对主流企业违规操作的研究,我一方面表示支持,一方面又为其捏一把汗。
作为一名财经记者,我自己不时也会做些类似揭黑报道,或不及夏草的研究深入,却常常遭到巨大的压力。所以,希望夏草切行切珍重。 -
又到七月七
2008-07-07
每年的七月七日,对于我,绝对属于“在路上”的一个日子。
去年七月七日,还在博客上写了一篇“五年五城,七月七日”的短文----2003年至2007年,5年的7月7日,分别在郑州、青岛、北京、广州、三亚度过。
前天订好了今年7月7日去上海的航班,然而临时改签。来了东莞,出差。
这下变成“六年六城,七月七日”了。任何一年都非刻意而为,这也太巧合了。
当然,每年7月7日,心境都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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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受
2008-07-05
享受工作,享受生活,学会时间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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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价红色资本家
2008-0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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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价“红色企业家” 数百亿期权与股票增值权行权之潮,迫使决策层在进一步市场化改革国企高管用人制度与行政性“限价”间做出选择
国企行权潮 监管部门对于国有控股的境外上市公司到底已经授予了多少期权,兑现了多少,并不完全掌握
中远投资“非典型期权” 中远投资一份2002年制定、2004年做过重大修改的期权激励计划,引起公司内外、集团上下的诸多争议
国资委企业分配局局长熊志军:“避免最坏的结果” 国企股权激励办法制定者详解新规设计路径
国企股权激励的逻辑与现实 与其以扭曲“股票期权”来适应传统的用人机制和垄断行业,不如进一步深化企业人事制度改革,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加快垄断行业的改革,创造对经营者市场化激励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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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爱
2008-07-02
今天在医院,看到1508病房一个老先生,正在给老伴儿喂饭,有所触动。遂问,我们几十年之后,也会如此温暖吗?
我知道这个问题应该是我们自己。但还是问了。没料到我的话音没落,老先生就接话岔说:当然会啦,看见你们俩的默契和相互鼓励了,一定会的。
我想会的。向这对老夫妻之“老爱”的力量致敬。
这对老夫妻都是广州人,都是不久前从同一家广东大型外贸国企退下来的,他们向我说,广东国企改制本来就走在全国后面,加上“雷声大、雨点小”,以及新书记来了后提出的“双转移”,国企这块看来是永远被忽略了。
他提醒了我去关注这一问题。尽管97年以来我们从未间断地提及国企改制,以及后来的民企参与重组等,但广东真实的境况令人堪优;当然国企也不是一概而论,两极分化一样严重。
最近太忙。这些思考来不及,八月之后了。算是作个标记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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涮羊肉
2008-07-02
北京的涮羊肉好吃。
据说中国最早的涮肉历史可以追溯到南北朝时代,而最盛行时期则是清代,嘉庆元年(公元1796年),太上皇乾隆在宫中设“千叟宴”,主菜就是涮肉。
180多年后的1979年1月17日上午,北京人民大会堂福建厅里也摆上了火锅,这次涮羊肉不同寻常,请客者是邓小平,客人是荣毅仁、胡厥文、胡子昂,古耕虞和周叔弢等五名原工商业者,陪宴的有国务院副总理、中央统战部部长等人。
邓小平点燃一支烟,说:“听说你们对搞好经济建设有很好的意见和建议,我很高兴,我们搞经济建设,不能关门。”
63岁的荣毅仁提到利用外资问题时称:“现在我们的外汇很有限,引起外资要很快生效,目的性要明确,要功利性大些。”
“功利性大些”的建议显示出荣毅仁在特殊环境下的魄力。这位早在1957年就被陈毅副总理誉为“红色资本家”的老先生,总是大胆而爽性地去做着新的尝试。在赴小平同志火锅宴前,他被委以组建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
此前的中国,经济结构始终是“工业为钢为纲”,文化大革命动荡十年,经济发展极其缓慢甚至处于停滞和倒退的地步。十一届三全会之后,邓小平准备改变工业一头尖的指导思想。用他的话来说,“这(工业)大家伙,资金周转慢。现在国家计划调个头。”
筹备成立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显然是个不错的想法。
邓小平边涮着羊肉边对荣毅仁说,“你主持的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要规定一条,给你的任务,你认为合理的就接受,不合理的就拒绝,由你全权负责处理,处理错了也不怪你。要用经济方法管理经济,从商业角度考虑签定合同。应该排除行政干扰,所谓全权负责,包括用人权,只要把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搞好,就不要犹豫。”
荣毅仁没有犹豫。是年10月4日,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中信集团前身)宣告成立。这是中国第一家信托机构。新华社称,“这标志着信托业在中国的重新崛起”。
或许连小平同志也没有想到,他当年批准设立的这家公司,后来竟无比强悍,至2007年底,中信集团已拥有44家子公司及银行,总资产超过1.3万亿,2007年利润达160亿元。
谈论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富豪,第一个绕不开的便是荣毅仁家族。 -
知道分子
2008-07-01
以前我看到媒体把单大伟称为“地产界最大的知道分子”,没想到会在今天的广州,以与戚金兴共餐的形式结识。
戚金兴这次来广州会觉得不虚此行,他应该感谢南方周末,因为他或许在党的生日这天,真正意识到以一种开放心态与媒体打交道的意义。
当然,我们从来都是不卑不亢。
晚上吃饭的时候,大约八点钟,LY让我看他收到的一条短信,说一小时后新华社会发文,宣讲证券市场稳定和健康的重要性。刚才回来后发现果真如此。
地产界和金融界,知道分子何其多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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戚
2008-06-27
下午跟滨江集团董事长戚金兴聊了一个半小时,他的长相像山东大汉,豪爽地回答我的问题,甚至边讲边画示意图,让旁边的副总董秘等人好生捏一把汗。他的这些下手显然低估了他,老戚毕竟还是浙江人。 -
二杭
2008-06-26
广州下雨,飞机没有按时起飞。到杭州的时候,已是晚上九点了。
这是一周内第二次来杭州。
在飞机上突然想起来6年前央视评论部内部幽默晚会上,穿着军装的敬一丹大姐一句慷慨激昂的台词:投入新的战斗吧,为了不改变一切的理想,为了改变不理想的一切。
晚上看到老爸今天在报纸上的一泓文字,细读了两遍,那种气定神闲同样是我向往的,试抄一段:
“白沙公园树影婆娑,游人如织。那树阴下的一潭,正是白沙清泉。古井旁清爽沁凉,取水的人围着井口,或站或蹲,舀取清冽泉水。人虽多,但不拥挤,也不排队,不争不抢,静候轮到自己。对身旁并不认识的人,每有寒暄,时有笑语。取水时并不用水壶水桶直接沉入井内灌水,而是每人用自带水瓢,一瓢一瓢舀出,虔诚地、细心地灌入所带容器中,决不乱灌乱泼。偶有人舀水时手接触了水面,就有人提醒,对方也非常善意地接受。轮到我舀水了,我尽情地享受着这融和亲切的氛围。凝神屏气,慢舀细斟,犹如执行一项神圣的使命。缕缕清泉,缓缓注入到我的水壶中,也沁入到我的心田。”
慷慨激昂与气定神闲,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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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闲话:华欣自杀与孙逢南公告
2008-06-26
6月21日,方正证券策略分析师华欣在杭州选择了跳楼自杀。有人猜测,他可能得了焦虑症,没有给自己找到继续活着的“策略”。
无论如何,这都是一个不幸的消息。据报道,华欣的同事和家人,对其评价很高,一致认为他是个好同事、好亲人。然而拥有一个美满的家庭的华欣,硬是留下一个年幼的儿子先行自我了断。
暂时无法得知华欣的具体死因。若是职业使然,利益纷争的可能性之外,今年以来股市的颓势很有可能是一针催化剂。因为从去年10股指创下新高后开始回调,华欣的观点就是“结构性牛市仍将继续”,一下到今年汶川大地震期间,他的观点仍然是“对市场中期趋势持乐观态度”。这种乐观的背后,是不是阴霾早已在华欣的心底丛生?
华欣追悼会那天,某报正好发表一篇名为“证券分析师:风光背后有压力”的短文,其中称,“目前证券分析师工作范围有限,收入微薄是目前尴尬而严峻的现实,无法形成良性发展的商业模式。”又有人想到一些基金经理的窘境,“收入与压力不成正比”,诸如此类。
当市场差的时候,问题接踵而来。但中国政策市的特质没变,要求市场一直向着可期的方向行走,显然有一厢情愿之嫌。不知详因之前,我们不便也不能贸然去评价华欣之死,不过,说到焦虑,我想起来与华欣同城的另外一个人。
这个人是孙逢南。他是何许人也?杭州一所名为春晖职业专修学校的校长。他不久前也甚是焦虑,原因是他手下的不少教职员工,炒股失利,牢牢被套,于是情绪低落,影响到了授课,甚至用孙校长的话说,“也有引起家庭不和的。”孙逢南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于是急中生智,起草了一份公告挂在了学校的网站上。
公告标题很通俗:“赚钱,赚学费,支持股票”,但内容便是很有吸引力:“自即日起,凡本校教职员工一周内购马钢股份者,价位在5.00元至6.05元之前,请在6月29日决计持交割单到学校财务处盖章,过时不候。半年内若亏损,由校方补足差额(不含利息);若盈利,30%交学校资助困难学员,70%归已。”
直观来看,这简直是个绝妙的主意,并不涉嫌非法集资的“一箭三雕”之举:教师赚了钱解了愁,学生搭便车扶了贫,校长做了好事只留名。孙逢南在接受采访时直言不讳称,“这是给3万多名老师、学生的‘特殊福利’。以我的资产,亏损在5000万元之内承担得起。”而且据他所称,此事请教过律师,律师称“法律没有明文限制”。
同在杭州的两个焦虑者,华欣与孙逢南,他们选择的解决办法截然不同。尽管孙逢南的作法很大程度上更像是一份安慰剂,不过却能起到定神的效用,所谓退而求其次嘛。华欣生前的压力之大抑或是孙逢南难以想象的,但跳楼自杀,多少让人扼腕叹息,特别是亲人。
孙逢南是在6月19日发出其颇有创意的公告;华欣于21日选择自行了断。那几天,我正好在杭州出差,当时未曾料到,几十公里之内,有这么两出让人或悲或惊的事件发生。孙、华两位都是“小人物”,与魏东等人不具可比性,他们的离去或呐喊在偌大的资本市场迷局中显得微不足道,然而,他们与大多数普通投资者及从业者有某种形与神的勾连,多少年后回头看,谱写的两个单薄的音符或许同样弥足珍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