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愚 减法生存

东方愚

没有人不喜欢自己的腰包总是鼓腾腾的，就像没有人不喜欢自己每天吃香的喝辣的一样，但是一旦被人看到了，妒忌的、吐口水的可能一窝蜂的全上来，你就再没心思享受生活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垄断行业降薪热潮谢幕了，谁也没想到，当初并不高亢的三两声质疑，后来引得闹的满城风雨，电力行业“率先”大刀阔斧减薪，其它垄断行业也岌岌可危。

再去苦口婆心地探讨垄断行业的薪酬机制已没多大意义，说什么希望电力、煤草、通信、石化行业加快市场化改革步伐也不过是玩玩嘴上工夫。有人说垄断行业的降薪是“假降”，因为它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内情只它一方知。但铁打的事实是，垄断行业普通的员工，不少已开始哭哭啼啼、觉得自己委屈了。

《金瓶梅》中的西门庆令人生厌，然它许多时候还是非常很注重自己“形象”的。有一次西门庆和应伯爵等狐朋狗友在妓院里鬼混，郑爱月要留西门庆过夜，西门庆说：“…我居着官，今年考察在即，恐惹是非，只是白日来和你坐坐罢了。”看，身为警察局副局长的西门庆是多么的“体面”，虽然我们都知道他妻妾成群且贪色致至。如今的垄断行业降薪便有这么点味道，近于舆论的压力，明着是降了，事实上是不是又以其它方式给补上去了，天知道。

请注意，我上文说的是垄断行业中具有和西门庆一类职位的群体，即高层管理者。下面的小娄娄们，少一个字就像割了一块肉，实打实的来，疼是肯定的。说实话，并非所有地方的所有垄断行业都是肥的流油的，而就在同一行业甚至同一部门，薪酬差距也有十万八千里之别。另一个问题于是出来了，我们要把这场风潮，定性为低收入的非垄断行业向暴利的垄断行业之间的抗争，还是社会“准弱势群体”向“持续的既然利益者”之间的叫板？

如果是前者，那么垄断行业里的低收入者当了冤大头不说，“西门庆”们的收入并不会受到多大的实质影响；如果说是后者，那么非垄断行业的许多令人汗颜的薪酬差距与权益失衡，或许更应当被纳入到讨伐的范畴中来。

当初社会上关于经济学家的道德问题被炒的火热，我说，“经济学娱乐化”是中国的悲哀；当初 “富人区、穷人区” 之住房分区风波引发了一浪高过一浪的集体大讨论，我也曾讲，贫富差距问题被“娱乐化”是社会不能承受之轻。如今的垄断行业降薪风波，虽还没有沾染多少娱乐色彩，但是与过往的争论却有着一个的共同点，那便是把微观的问题给笼统化了。这样一来，就把一些原来处在同一利益层面的人群当成了“假想敌”，真正值得讨伐的对象却高枕无忧！

变迁年头的中国，争论多由精英挑起，无论是高处的，还是民间的。我们应该为以民本主义为理念的精英牵头搞的社会运动拍手称快，成与不成、影响力大不小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它代表着权益意识的觉醒与变革，退一步来讲，它至少说明这个国家、这个社会是充满活力的。可惜的是，所谓的精英到了权贵那里，几乎无一例外地变成了棋子。

有涵养的社会精英治不了“西门庆”，官府也拿他没招，幸好《金瓶梅》里有武松。当下的中国，武松有是有，可打虎就难了。所以一些电力行业的普通职员为降薪叫苦连天，说再降就得去兼职了——所谓兼职，即“离而不辞”，说明还很留恋，即使自己心里面从来都对“西门庆”恨之入骨。要我说，干脆辞了得了，一了百了，一来当下的商机其实还真不少，所谓市场经济“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就看你有没有决心和勇气；二来，你辞我辞大家辞，如果走的只剩下了一帮“西门庆”，所谓的企业改制不改也得改，所谓的巨额薪酬不降也得降，这也许可以称得上一种“破坏性开采”的社会变革方式吧！

（东方愚8月2日上午百无聊赖 于广州五羊新城）

（1）人民币汇率又创新高了。众媒体都在跟，可是角度几乎千篇一律、老生常谈。主任也在考虑报道与评述的视角，但最后仍然没有什么创新。正在这里，第一财经日报发彪了，“勇敢地”做出了重镑新闻：“”“权威专家披露‘7·21’汇改内情，中国可承受人民币一年升值５%” 。说实在的，对于升值预期的，不少专家都预测过，参差不齐，放在平时也就罢了，然而在现在的“关口”，一财来这么一手，也够有胆儿的。

或许连一财的老板也没有想到。中国人民银行竟然给他们做了一次“免费广告”----央行网站的头条，报道了第一财经日报的“勇敢事迹”：“对《第一财经日报》这种不负责任的行为，我们表示强烈谴责！”明确指出哪家媒体做了什么事，并提出严重警告并谴责，这对国家部委来说，几乎是破天荒的。

或许5%的事是真的，只是一财没有管好自己的嘴以及内心的冲动罢了。但是上面如想炒你鱿鱼，你就绝不会在热板凳上多坐一秒钟。春峰说没有把握的事他绝不做报道，或许，这才是成熟的财经记者最真切的体悟吧。

（2）晚上接到父亲的电话，聊了很长时间。弟弟考上了北京邮电大学，九月份去报到。来广州的前一天我给他寄了一笔学费，但愿他在大学能好好混。又想起了远在河南农村的父母，以及许多往事。一口气在博客上写了许多话，写完后我又全删了。一些东西还是放到心里好。

晚安吧。明早七点还得起床去采访。下午和晚上要上班，写字......

链接：央行谴责第一财经：这里

明天是七夕。我和小佩，只能分别在广州和青岛的电话两头，给彼此最真切的问候。
今年两个七夕，３８年一遇。一个是７月３１日，一个是８月３０日。
既然闰七月。毫无疑问，小佩今年两次生日，一次是８月７日，一次是９月６日。
虽然已过了激情满盈的岁月，但还是有那么点伤感。不仅仅是因为两人遥在两地，更在于我们都处在不同的关口上。
昨晚辗转反侧、烦躁不安。ＭＳＮ上闲聊，几个朋友竟然同处低谷。ＣＦ时报的小Ｌ失业又失恋了，情绪低落；Ｚ君生病了，做了五年财经记者的他情绪有些低落地称“感觉现在采访、报道，自己就像一个特快专递员，把东西取来、送走...”
凌晨两点，才勉强睡去。
早上起来。精神特别舒爽。今天广州的天气特别好，早上的凉风吹来，都感觉有些奢侈。直接去了报社，准备下周的选题。
生活是平淡的，甚至是低谷频繁的。我们或许应该适应之。虽不至于随遇而安，但一定要不卑不亢。
看到ＳＯＨＵ何兄博客上一句话，连读了两遍：注意你的思维，它会形成你的语言；注意你的语言，它会决定你的行动；注意你的行动，它会形成你的习惯；注意你的习惯，它会形成你的性格；注意你的性格它决定着你的命运！
祝Ｚ君等我所有处在低谷中的朋友以及我自己，能迅速调整好状态，再次疾步前行。祝小佩在胶州一切顺利、开心。

中国人民银行授权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公布，2006年7月28日银行间外汇市场美元对人民币汇率的中间价为，1美元对人民币7.9792元。这是自2005年7月21日人民币汇率机制改革以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再次创出的新高。

人民币中间价本周连创新高，周一，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为7.9845元，周五中间价突破7.9800元，为7.9792元，而据询价系统报价，周四人民币对美元汇曾一度触及7.9743元。人民币今年升值幅度已超过1%，若对比去年汇改前，人民币已累计升值超过3.5%。

7月28日银行间外汇市场其他交易货币对人民币汇率的中间价为：1欧元对人民币10.1195元，100日元对人民币为6.8816元，1港元对人民币1.02690元。

郭富城高举“动起来”的伟大旗帜，领导着我们紧紧围绕在本职工作周围，兢兢业业......
哪儿见过领导人举旗的？哈哈。

今天周四，动弹的最多的一天。早上七点就爬起来。八点半，冒雨外出，打车到广东老干部疗养院，采访当年长征的一位红军战士的后代。聊的投机，一谈就到了中午。草草吃了点饭，就开始构思这篇报道。下午2：30上班，跟踪新闻，然后是编前会。3：30，得到一个重要选题的新闻线索，着手电话采访各方的当事人。。6：00，草草吃饭，开始工作，改稿，编版。10：05，签版，解放......

直到这儿写博客的时候，才感觉有些累。我往往在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时，就把疲惫给忘了。生活回馈自己的东西，也是非常有价值的。比如上午采访赖乃坚先生，听到了许多历史上没有记载的事情及一些珍贵的资料。下午的电话采访，虽然最后因为选题是一起关于媒体界知识产权的诉讼案，如果贸然报道，可能对我们报纸也会不利，因此领导批示暂时不予报道，然而，采访本身，我对诉讼事件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与分析。

太忙容易太浮躁，现在我偶尔写的文字，都有些草，有些对不住自己，所以不好意思贴上来了。现在越来越不敢动笔了。浮躁和肤浅戒不掉的话，所生产的产品肯定是垃圾产品。

今天跟南方周末的小乔说，我现在的生活习惯与状态，与在青岛的时候几乎完全一样。上午自由，下午写些东西，看报、读书。这样挺好。我喜欢自己支配时间，即使累一些也无所谓。

“恐怕我的耻辱感更大些”――十年前，一个名叫王遂舟的老板发出这样的感慨。他曾经缔造了亚细亚这一中国连锁商场的神话，并开辟了一系列“前无古人”的营销策略。然而好景不长，亚细亚便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被盲目扩张冲晕了头脑，最终走向了不归路。

十年后的今天，另一桩零售业大事件被津津乐道，即国美并购永乐案。7月26日，国美电器和永乐两只股票在香港联交所一恢复交易，便持续走高。截至当日收盘，两公司股价分别增长8.66％和11.22%，永乐股价甚至超过其发行价格。此情此景，不少人会心的笑了。问题是，这种甜头会是持续的吗？

或许在多数人看来，担心国美成为亚细亚的翻版，实在是杞人忧天。国美作为一家现代化企业，其经营模式与当年的亚细亚有着本质的不同，它更懂得张弛有度的经营艺术，在资本市场也是游刃有余。但是不要忘了，同作为民营企业家，黄光裕与王遂舟身上多多少少又浸淫着同样的习气，即豪情冲天，而理性略有“滞时”。

这倒不是说笔者对国美与永乐并购案持置疑态度，而是对“后国美时代”中国家电零售业的前景不是足够的乐观。乐观者的观点是，并购后的国美可以抗衡外资大鳄。毫无疑问，所谓的外资大鳄指的是以百思买为首的国外家电零售巨头。据悉，作为全球家电连锁龙头老大百思买以1.8亿美元成功控股五星电器以后，正努力试图收购销售额在120亿元左右的山东三联。在这种形势下，国美被扣上了“社会担当”帽子。

这顶帽子显然是顶“高帽子”。垂涎中国市场的外资家电零售业固然“可恨”，但是其赢利模式却值得国美学习。百思买的持续高利润建立在与供商货及顾客等方面的和谐关系的基础上，用营销学上的话来说，即百思买非常注意“让渡价值”的创造。相反，国美、永乐等国内家电零售商与上下游伙伴的关系并不是那么尽如人意，摩擦与口角时而有之，所谓“细节决定成败”，这些微不足道的小事，恰恰是国内家电零售企业的软肋。

赢利模式的不明朗之外，并购后的国美的同样面临着内耗的问题。如北京等一些大城市不少地方甚至不出50米就开了两家门店，将来的竞争将为非常残酷。如果“后国美时代”的营销策略依然因循守旧，缺乏差异化的经营特色或者市场细分化的“特色店”等营销创新，那么一些连锁店的倒闭自然也成为情理之中的事，虽不可能“牵一动百”，但谁又能保证这不至于成为“亚细亚悲剧”的开端呢？

黄光裕不会成为第二个王遂舟，新国美也不会成为第二家亚细亚。但是，这并不意味首，黄光裕可以自由地“犯错”，作为中国家电零售市场的寡头，国美如若元气大伤，它牵动的远不只是“黄家军”一派。换句话说，“后国美时代”的关键词，应当是“谨小慎微”、“让渡价值”、“创新”。我们希望“美乐案”能让更多的人持续地快乐，而不是担忧。

（１）广州今年雨水特别多。昨晚就倾盆了一场，今晚再次光临。老天挺会掐点的，在我正好下班回家后开始暴雨。听说明天最高温度只有２９度，没有“奔三”，想来广州人民要皆大欢喜了。

（２）经济版十点就签版了。我想我们是夜班下班最早的群体了。看着时政和要闻中心的同事们仍然在埋头苦干，倒是生了一份同情。可能我的生物钟还没调过来，最近老是犯困，惭愧呐。

（３）南方日报牵头做的重走长征路大型活动马上就要开始了。今天看了龙哥的策划方案，钦佩不已。预计３０天的行程里每天行走多少公里、兴办什么活动、如何报道等，都做了详细的策划。龙哥作为总策划为此费了大量心血，不易啊。我也顺势凑个热闹，明天上午要去采访一位长者，他父亲是当年的长征战士，一个有故事的战士。

（４）今天的绝大多数广州媒体的头版头条，都是广州新市委书记任职的新闻。新快报、南方都市报、广州日报均在此列，新快的语言最为“热情”。结果呢？上面下来通知，说不能再加报道，网上的应撤的就搞撤。这是“低调”吗，呵呵，随你猜。

（５）刚从当当上订了几本书，特推荐其中两本。一本是本旧书，(英)杰伊的《财富的历程》，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出版。一本是现在正热卖的新书，（美）本·布莱德利的《最“危险”的总编辑》。

链接：《最“危险”的总编辑》：点击这里

花了三四个小时，才把新家给收拾妥当。间断拖了三次地板，现在简直一尘不染。

两个周的培训，南方日报、南方都市报、南方周末、21世纪经济报道、南方农村报等报总编挨个做讲座，收获还是蛮大的。他们个人的经历虽不是模板，但个中的感悟却不无启发。

周一下午正式到南方日报经济部报到。也到正式开工的时候了。

与起初的计划有些出入。我l不是做财经记者，而是做编辑。这对我来说，挑战更大一些。

压力也是动力。加把劲吧，我常鼓励自己。也由衷地感谢一直在关心和支持我的朋友们。

来广州一晃将近十天了，回头看看，过的真是快。刚来的几日内，我像走亲威或串门一样与广州众媒体的一些朋友见面、聊天，收获连连，谭姐的风采果然名不虚传，六月份在北京的时候朋友们的揣测也算应了验；与田兄和小屈一见如故，我们从娱乐谈到“被边缘化的新闻人”，无所不谈，不亦乐乎；与唐兄是在中山大学边走边聊的，他只大我一岁，但是无论与学识还是处世上，都要胜我一筹。而与张大哥的见面，更让我对他钦佩不已，他竟然是19岁大学毕业的，二十出头的时候事业上已小有成就。。。。。。

广州以闷热著称，这一点我是彻底领略到了。前两天广州气温超过37度，地面温度超过55度，对于我这位“青岛来客”而言，会是多大的考验!不过我早已做好了心理准备，所以也没有觉得特别难以忍受。广州饮食我挺喜欢的，清淡为主，早茶也挺有味道，最重要的是，广州这边不像北方一样注重“酒规则”，比如非得喝到吐为止才说明你够男人一样。所以我特别喜欢广州的靓汤，凉茶自然是经常喝的。

广州的治安没有外省想像的那么差。后来我们常说，广州的治安其实被妖魔化了。特别是网络这个东西，有时候就像个哈哈镜，把事情都能搞歪了。当然抢包的事情也是经常发生，据说在南方报社门口还有记者被抢。但肯定不是天天有砍手党肆虐．

广州人不怎么排外。就算你一句粤语也不会说，没关系，大家伙儿会马上改说普通话，这一点上海人就不那么容易做到。同事们说白话其实不难学，每天晚上看粤语新闻和电视剧，三个月保证可以成为半个白话通。我学语言的天赋不够，来了十天了，才学了那么三五句，惭愧。

最近天天都在培训，前两天到番禹户外拓展，挺好玩。没有机会上网，更没有机会写文章，“东方愚”这个名字正在慢慢地被淡忘。其实仔细想一想，无论做什么，所谓的“名气”都是虚的，特别在网络盛行的年代，虚的东西会更虚。当初做评论刚有那么点“名气”的时候，我还真有自恋过，现在想起来是多么地可笑。换句话来说，我们不过是在做一份“job”而已，把它做完、做好就够了，没必要再关注或畅想别的什么了。

感觉自己心态有些老了。户外拓展的时候，我感觉自己的反应与应变能力与逊色于刚毕业的本科生们。甚至与已在南都工作过一些时间的一位记者聊天，他说我的口气与思维方式更像一个老报人。“老报人”这一称谓我自然不敢当，但是你要跟我谈什么“新闻理想”，我会觉得很空洞甚至有些反感的，我只是把它作为一个职业，一份工作而已。

田磊不喜欢那些有些愤青的口水评论，他更愿意记录些什么。我也常对朋友们或自省说，我们看见的事物尚且可能是假的，何兄是呆在屋里乱评一通？这也是我毕业的时候没有选择继续经济评论而是选择做一位财经记者的原因。我们缺少的不是信息，而是探索事物真相的意识。

2003年的7月7日，呆在河南农村老家，想着两个月后的新读书生活会是什么样子，茫然。
2004年的7月7日，站在青岛海边发呆，读研的日子过了一年了，发现自己收获甚微，汗颜，茫然。
2005年的7月7日，穿梭在北京的大街小巷，到北京拜访一些未曾谋面的朋友，朋友问我为什么好好的国际贸易专业要转做媒体，我茫然。
2006年的7月7日，广州，坐在南方报业集团的办公室，我成了一个报人，接下来的生活会是怎样，我茫然。
四年今日皆茫然，梦里醒来身是客。

杨小凯是我最敬仰的经济学家。可惜他英年早逝，2004年7月7日就乘鹤西去，年仅55岁。杨小凯被认为是最有可能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华裔教授之一。杨小凯的“超边际经济学”的研究使他不仅成为华人经济学家中的佼佼者,也使他获得了世界级的成就和同行的推崇。

悼念杨小凯教授的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他的务实与严谨令内地的经济学家汗颜。即使是先生西去后的这两年时间里，内地经济学界仍是一片乌烟瘴气，口水多于行动。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说过，这是一个“经济学娱乐化”的年代。

本想静下来写一篇悼念先生去世两周年的文章的，但因为南下的事，没抽出工夫来，甚是遗憾。遂拿出来两年前先生刚西去时，我在《读书时报》上的悼念文章。旧文新读，悼先生，勉自己。

链接：杨小凯作品：这里


杨小凯：行走在真与爱的荆途上
文/张华

一颗璀璨的流星划过天际，告别了它流恋不舍的星空；一位大师就此仙逝于异国它乡，留下他未竟的事业和对祖国改革与发展的万般挂念。没有人会忘记这位预言自己的理论框架将替代现代主流经济学框架的经济学家，更没有人会忘记这位早年曾饱受中国体制折磨后来虽身居海外却时刻关注并推动中国经济改革与宪政转轨的思想家。他就是世人公认的最有可能问鼎诺贝尔经济学奖却英年早逝的华裔教授——杨小凯。

学术成就

杨小凯的学术之路是从监狱中开始的。他对知识的渴望和恰巧与二十几位教授、工程师“同窗”，学术之路便这样以带有戏剧性与边缘性的色彩拉开了帷幕。上帝给他开了个玩笑，让他在监狱中面壁十年，而他却幽了上帝一默——他在狱中博览群书并自己推导出了层级理论、戈森第二定律、纳什议价模型与劳动分工理论，为日后创立新兴古典经济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杨小凯出狱后得到当时社科院副院长于光远先生及著名华人经济学家、普林斯顿大学教授邹至庄等多位大师的帮助与提携，致使杨晄若隔世般到容纳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纳什的世界名校——普林斯顿大学深造，更使他受宠若惊的是，他有幸师从国际贸易方面的顶尖高手迪克西特、格罗斯曼，并于1988年获得博士学位。

杨随后到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任教，开始了他继承性与独创性相结合的的深入研究。他认为，分工对社会的进步非常重要，而自亚当?斯密之后，就很少有人研究分工，经济学家都去研究资源配置了，这确实是经济学的严重缺陷。喜欢挑战自我与追求边缘的个性促使他在微观、宏观、发展经济学、国际经济学、产权经济学和企业经济学等领域都用分工理论加以补充、改造，最后开创了新兴古典微观经济学。

他却不是一个“老学究”。他认为学问及其分析方法唯有深入应用于各领域并取得一定成效，才是真正的学问；而他难能可贵之处也正是将其创新后的经济研究重新放回并应用于社会各领域当中。大的方面比如他将研究方法与成果应用于中国国企改革问题、土地问题，甚至提出了中国未来社会发展的根本路径；小的方面比如他悉心指导其进入商界的弟子将超边际分析方法应用于公司管理与商业决策。

他永远是边缘与边缘地带的掘金者。2002年，当国内社会科学界、公共决策部门在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后发优势欢呼雀跃与翘首期盼的时候，他带病来北京做了《后发劣势》的主题演讲——给主流思想当头浇了一桶冷水：中国只倾向模仿发达国家的技术而忽视制度，将会给中国的长期发展埋下隐患，甚至使长期的发展变得不可能。

“制度”与“理性”正是杨小凯学术研究的立足点和诉求点。他只认“规则”二字，对强权毫不示弱，对导致制度失衡、失信的公共决策者以善意引导与科学指导。

然而，他就在世界经济学界及中国社会最需要他的时候离我们而去，怀着一颗平静的心在墨尔本一个平静的下午升向天国。所有的人都想念他，都敬佩他，包括对他“激进”思想有点反感的政府高层决策官员，而这一切都源于他是一个一辈子说真话的人。

治学精神

7月7日杨小凯辞世。短短十多天的时间内，国内大小媒体纷纷报道了这一不幸的消息并回顾了杨小凯短暂一生的经历与学术上的造诣。然而浅薄仿佛永远是大多数中国媒体的顽疾：几乎所有的媒体都将杨小凯视作“明星”竞相报道；这本无可厚非，仅杨在劳动分工理论方面的建树及开创新兴古典经济学派的“创举”，就足以让世人视之为学术明星。但当越来越多的媒体老是围绕“杨小凯是公认的最有可能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华人经济学家”打转转甚至进行热炒时，那其实是在亵渎杨小凯的在天之灵。如果说杨小凯希望自己升入天国后世人能记住他一点东西的话，那一定是他治学的精神而非其头上的光环。

杨小凯被普遍描述为一个具有非常天赋的人，特别是他铁窗十年中系统学习了英语、数学、机械、经济等各学科知识，并自己纳什议价模型与劳动分工理论等，足以被后人视之为“传奇人物”。实际上，人一生下来的时候，天分上的区别是微乎其微的，大的区别在于后天是否培养出了自我超越的意识与深度思考的习惯。如果没有随遇而安的平和心态与战胜困境的恒久决心，任何一个人在蹲监狱时也不会将知识视为自己坚持十年的主要生活内容；如果没有怀疑的精神与思辩的习惯，任何一个读书人住在三室一厅的现代化花园式社区，花一辈子时间也不可能自己推导出劳工分工等理论并开创一个国际性流派，别说是在监狱中。

杨小凯或许从来都没认为自己天分怎么高，否则他也不会在知道自己患上肺癌时仍坚持每周工作七天，每天工作十二小时。其实任何一个被视为有高天分的人，其取得辉煌成就的“秘密武器”往往是勤奋二字。世人习惯看到伟人头上的光环，而往往忽略了其背后只争朝夕的千倍勤奋与克服重重困难的万般辛酸。与杨小凯相比，中国的经济学人大都只剩脸红的份儿。名利的驱使加上浮躁的天性，许多中国经济学者成为垃圾学问的制造机器，而且还乐此不疲；不懂经济学理论的基本含义便建立起所谓的数学模型，没搞明白研究对象的深层内涵便咋呼着要搞“创新”！（杨小凯呼吁国内的经济学者要重视经济学文献的阅读，其实便是对此现象的正面建议与善意引导。）

杨小凯对中国的宪政进程非常关注。毫无疑问，扎实的理论功底与勤奋的思辩习惯，为他在制度经济学上取得成就起到了奠基作用，而他旅居不同于中国意识形态的澳洲并师从国际贸易方面的顶尖学者迪克西特、格罗斯曼及后来与一批世界级的经济学家、诺奖得主为伍，无疑为其客观、冷静地分析中国的经济与政治制度变迁与宪政改革，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但这一切都是“外生变量”，真正的内在促进因素是其自身早期不幸的经历促使其对良性制度有一种强烈的渴望，正是这种处境意识成为其坚持不懈研究“中国向何处去”的永动机。在中国特定的制度背景下，有类似杨小凯经历的人，其价值取向一般有三种类型。一种是激进型，一般表现为私愤不断，对制度有持续的抵触情绪；一种是逃避型，远离政治，唯恐躲之不及。还有就是杨小凯这种改造型的，即在适应现状的基础上坚持审视制度之疾的根源并努力寻求解决的良药。

杨小凯追求自由与真理，并不断反省自己。其友文贯中说“小凯不是个需要审时度势的政治家，而是个不承认有任何理论禁区的学者，并以真理的彻底性为其追求的最终目标。”他从未在任何一个公司担任过独立董事职务，他为社会公平与正义呐喊而从未受雇于任何一个党派或利益集团，唯以自己独立的人格与思想行走在边缘地带却从未失去方向感。香港经济学家张五常谈到杨小凯地处边缘而从不被人忽视时说，“杨小凯是我见过的最有预感天分的中国学子…他知道什么是重要的思想”。殊不知，小凯的预感源于其坚持对自己反省、深思的结果而非什么天分，也正是这种反省与深思，才便得杨有信心称自己的经济学理论框架终将替代现代经济学框架。

其实，对于我们普通人，关注杨小凯的离去，更多的应该从其治学精神角度入手，而非仅仅是悲痛或是感慨其成就的丰硕。而其治学精神的精髓，则是上文赘述所体现的四个方面：一，深度思考的习惯与怀疑精神；二，淡泊名利的价值取向与勤奋钻研的坚持不懈；三，适应并改造、超越现实的处境意识；四，追求自由的率真与自我反省的习惯。

人文关怀

初读杨小凯的作品，会猜想他一定是个锋芒毕露或者傲气逼人的“火药人”。然而恰恰相反，他不但有张慈祥、温和的面孔（他给梁晶先生的第一印象是像个农民一样憨厚），更有很强的忧国忧民的意识与心怀天下的气魄。他虽身外海外，但却密切关注中国的改革与发展并帮着出谋划策。早年的遭遇与后来的机遇，给他以很大的触动，他一生的价值取向便是搞明白“中国向何处去”及应该向何处去。如果年轻是感情用事的代名词的话，那么他在成为世界级经济学大师后，更从理性思维角度、运用系统的知识体系对中国经济改革与宪政转轨进行分析与推进。

除了在政策建议方面外，他还多次参与系列公共活动，从侧面推动中国经济的发展。杨小凯是中国留美经济学会的发起人与组织者之一，并且在学成之后多次回国访问、交流，比如到天则所，北京大学、复旦大学等机构进行演讲并将最新的研究成果与大家分享——心底无私天地宽。他对于年轻的中国经济学人与他的学生更是关爱有加。早些年，杨小凯得知梁晶先生到美国麻省与哈佛访问时，主动在车站去迎接并全程陪同，使得与以言辞刁钻与傲慢“著称”的克鲁格曼的谈话变得轻松自如。

然而对于一般人而言，谁又能想到，一生忙着做学问并努力为中国经济学界的国际化牵线搭桥，竭全力推动中国经济与政治改革的他，早年曾受到过十年铁窗的不公正待遇。小凯早已将个人恩怨抛于脑后，换之于从社会发展与制度变迁角度挖掘这一事件发生在中国的根源并尝试提供良方以避免悲剧重演。更令人惊诧的是，在1989年中国反动派势力压倒一切的动荡岁月里，杨小凯曾呼吁希望中国能同时出现有着真诚维护政府的声音。这是何等的胸襟与气度！一个倾注毕生心血从事经济学研究的经济学者，在祖国危难的时刻从“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道义角度，以中国社会长足发展的战略眼光发出自己即使微弱的声音而从未想过自己曾受过的濒临死亡的折磨。这是有高度责任感与社会担当意识的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公共知识分子。关爱本和头衔与职位无关，而是发自内心情感的真切外化，关爱也并不是因为他是经济学大家而才引人注目，那是他的人格使然。

当杨小凯被病魔缠身的时候，我们听到的消息时好时坏，但不变的是他的乐观与坚毅，几乎没有几个人见过他流泪。他后来皈依了基督教，开始不断祷告，并写了关于基督教的一些文章。信仰使他变得更加宽容与祥和，更加乐观而平静，更加懂得施爱于人与如何施爱。他认为，基督教信仰使社会实现了“爱”与“秩序”，这是文明得以建立和维系的前提。他呼吁放弃使个人利益最大化的理性，因为那是秩序社会的基本文化要素。存在主义哲学家“精神上的父亲”-----克尔恺郭尔将人生境界分为三个阶段：感性阶段，理性阶段和宗教阶段并称这三个阶段并不是对每个人都依次排序，循序渐进的，它只供选择。因此，杨小凯信仰基督教与学术主张没有必然联系，或者说他短暂而又有力度的一生亲历了三个阶段，体悟了人生不同况味的人生境界。从这个意义上讲，杨小凯倒也此生无憾了。


后记：杨小凯是人不是“神”

中国人有着盖棺论定的传统，更有着添枝加叶的毛病。当杨小凯被传媒追捧为“神”并被国人津津乐道的的时候，则是中国社会整体理性缺失的时候 ，也是杨小凯在天国中极度失望与悲痛万分的时候。先生乘鹤西去，无论从他生前推动中国经济改革与宪政转轨角度将之视为大思想家，还是从创立新兴古典经济学流派将之视为世界级经济学大师，这些都不怎么重要。重要的是我们这些依然苟活着的经济学人能不能从他身上学到一点东西。务实、勤奋、怀疑精神、自我反省…哪怕学到一点点并努力去亲身实践、坚持，这便是最让先生在天之灵感到慰藉的事情。如果进一步将杨小凯治学精神与人文关怀意识推广到公众视野，他身上闪烁的三个字如果我们学会了并坚持下去，便将使我们受用终生，社会也会从此实现整体理性与和谐有序，这三个字是——说实话。(张华2004年7月23日于青岛浮山公寓)　

　　　　　　　　　　　　　　　　　　　　　　　　　　　　　　

（1）书、报，一斤五毛；纸盒纸箱一斤三毛。就这样，我卖了70公斤，许多报纸，积攒了几年，今天也只能当破烂卖了...听起来有些夸张的是，今天卖的这些“废品”中，有400多个信封（各地媒体编辑此前给我寄样报用的）。真是觉得有些可惜。

（2）昨日青岛小雨，我到八大关派出所办户口迁移手续。派出所对面不远处就是第一海水浴场。我冒着小雨从海边走过，感觉不仅仅是清新。要离开青岛了，不知道下一次来一浴会是什么时候。

（3）这几天一直在感动着。朋友们抑或电话抑或碰面，跟我道别。最令我感动的是旅游学校的陈校长，前年曾在那里担任过一年的兼职老师，没有想到，时隔一年半、在临近我毕业的时候，70多岁的陈老还记得我们这些人，专门在旅游学校外的酒店摆席跟我们送别。祝陈老身体健康、工作顺利。

（4）还没到广州，就得到了不少未曾谋面的广州媒体圈的朋友的欢迎，甚是欣慰。小屈MM的靓汤令人垂涎，跟汪、温、叶等南都老兄的碰面也期待已久，新快的唐兄也约好了10号早上一起边喝酒边看世界杯决赛...最令我高兴的是，失去联系好久的大学同学大波今天打电话过来，说6号中午到广州东站接我......南漂的日子的开头，真是温暖。

（5）这些日子忙活着南迁，经济评论停写了，答应给南都周刊等媒体写的文章，也只能推后了。令我汗颜的是，最近的财经新闻我没顾得上看，明显有些跟不上套了。一位记者朋友在MSN上要跟我探讨徐工并购案，我哑口无言；龙哥问我对反垄断法的看法，我只是老生常谈...看来，明天到了广州后，落下的课，得好好被上了。

（6）我最为挂念的，就是小佩。我南下了，她呆在青岛做公务员，不知今朝一别，会是多久的时日。真切的希望她在没有我的日子里，能像原来一样快乐、自信地生活。

（1）强烈推荐张鸣的《历史的坏脾气》这本书，通俗易懂，但寓意深刻。当初刚买的时候没怎么看，现在在补读，感觉真不错。
（2）我是一个执著的伪球迷。7月1日号在台东与老朱喝完茶后，我们四人直奔他的家中，通宵达旦看球赛。英格兰和葡萄牙踢的多少有些乏味，相比而言法国和巴西的对决虽然要精彩的多。更令我兴奋的是，我之前预测的比分变成了现实，法国VS巴西 1：0。
（3）收拾行李。一大部分快运到了广州，另一部分运回了农村老家。大部分是书，不少是新书。可惜《袁氏当国》还没看，就丢了。许多时候，我像一个拾破烂的，半跪在满地狼籍的书堆上，心里感觉有些哽。

晚上看了三年前的一集《杨澜访谈录》，嘉宾是陈道明。陈的一句话给我的印象挺深，“其实你仔细一想，包括现在所谓社会一天到晚在强调竞争，但往往忽略和忘记了独处的美德。”陈道明1993年到1999年间，拒绝了所有邀请，在家休养生息，“五六年的时间，我没有觉得，哎哟，我着急，哎哟，我不愉快，或者，哎哟，我郁闷。我没有。我还是觉得挺好。所以我经过这一段的检验，我知道我将来什么都不是的时候，我还是很快乐。”

同样的心态，我想起了李大同老师。1990年初被“冻结”后的五年时间内，虽然不再被委以重任，但是他从没放弃对中国报业发展及新闻价值取向的思索，其1993年在中青报内部刊物上剖析中青报办报方针与整合机制的万字长文，以及对北青、北晚等都市报发展的思考等等，都是他在“休养生息”时的结晶，更是1995年冰点周刊创办的重要的思维源泉。十年后大同老师再遭劫数，想必休养些许日子之后，又是挥斥方酋时。

独自的美德，心态的平和，对现而今大多数人来说，何尝不是两件奢侈品。

链接：杨澜访谈录（陈道明集）下载地址：这里

意大利和澳大利亚的那场球赛结束，也就是黄健翔有些“神经错乱”的时候，,几个朋友同时在MSN上给我发来信息，大都是对黄或褒或贬的，只有邓兄的话很特别，他说：“明天（其实是当天），黄健翔将成为举国焦点，后天，国内的时评家们又要以此为由头大作特作文章了。”

你现在百度一下“黄健翔”，搜索结果有两百多万条，几天前还远低于这个数字，就因原本很乏味的一场球赛尾声时的高潮，“黄健翔”这一名字的传播频率更宽更深了，褒贬不一，众说纷纭。我理解亿万球迷的心情，但是口水吐多了，会不会觉得有一丝口渴吗？

再往前则是“钟伟事件”，一句话说的不好听了，大家伙儿就一起上来围观、拍砖，甚至又一次提升到中国经济学家良知的层面上来。我觉得国内这样的事真的挺滑稽，特别容易上纲上线，而且少则三五个月一轮，多则两三年一次，来一次集体大讨论，结果呢，发财的照发，发福的也从不会落伍，扬名的更加八面玲珑。我倒不是在为钟伟辩护，只是觉得这么一类事的着实可笑。

如何看类似的事件呢，如果套用社会学家孙立平“上层寡头化，下层民粹化”的说法，显然不太合适。但是现在舆论质疑与批评的技术含量太低，这却是铁打的事实。就像邓兄所道的黑色幽默一样，黄健翔再猛烈些、钟伟再别致些，时评家、网民们甚至媒体们会更喜欢。这是一个泛娱乐化的年代。

最近事情多，没写什么文章，觉得非常轻松。回头看看以前写过的几十万字的东西，不脸红是假的。也曾像个小丑一样站在愤青的行列中不亦乐乎，也曾像个白痴一样道貌岸然般振臂高呼，丢人显现不说，更让自己变的非常浅薄。我们把一些公众人物当作玩偶评头论足的时候，或许真正充当了玩偶角色的，正是我们自己。这才是最可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