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愚 减法生存

从来都觉得网上测试心理年龄的游戏是小儿科，那天看着几个哥们饶有兴趣地在揣摩，禁不住也凑过来小玩了一把。三下五除二，一大摞选择题被搞定，然后点“提交”按钮。结果出来了：”您的心理年龄43岁，老化度58%“。

哭笑不得。我的心理年龄比刚才大声吆喝的几个哥们都要高，而老化度也比他们高出了二三十个百分点。对于这样一个结果，我或多或少有些预料，一是从长相来看，我就长的有些忧郁，是呆板的那种忧郁，不是炫酷的那种。而从精神的角度来看，我也常常对自己的思维感到莫名其妙。比方说，看电影看不懂，跟别人想的老不一样，幽默故事听后笑不出来 ；当然得声明一点，我肯定不是神经质。

抑或我可以将这个测试完全当成调侃罢了，但最近越来越严重的健忘，使得我越发对自己有几分“惊恐”起来。话在嘴边，却忘了本想说什么；同一楼栋‘的几个兄弟，有一天见面会突然叫不上名字来；就在今天早上，楼下饭店的老太太刚找了我5毛钱后，我又向起索要起来。。。

恐怖小说我不常看，但我知道那大都是虚构的。但自已的精神有些过于老化，怎么说都有几分恐怖，就像年纪轻轻得了前列腺炎一样郁闷。当然，老化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叫做成熟，而年轻人如果房事过度，照样不妨碍得前列腺。所以许多事情还得看硬币的另一面。前几天在书店看到汪国真的一本小册子，随手一翻，读到两行诗句“该遗忘的遗忘，该畅想的畅想”，感觉此句可谓“辨证心理学”之经典名言：前半句希望人成熟，后半句期盼人年轻。

我的健忘自然超出了汪国真笔下的遗忘度。不该遗忘的遗忘了，该遗忘的更不在话下。五五分成，我还是比较老化或成熟的一类。但欣慰的是，我一直在畅想，或许用更年轻、更时髦的话来说——我从未放弃过梦想。我大学的时候就想着自己将来做一份文化品味较高的报纸或杂志，拥有自己的传媒公司。如今仍然情在心头，兴趣昂然。

这几天有几家媒体约稿，其中两家希望我写经济随笔。我向来认为，随笔的左膀右臂分别是生活体验与文化底蕴。没有丰厚的体验特别是精神上的纷繁境遇与原生性反思，没有汗牛充栋式的知识吸吮与自我文化孕育，是写不出来好随笔的。对于七十、八十年代生人而言，能两者同时达就的，谈何容易。在这里我想提及两位老兄。一位是青年杂文家、中国青年报的曹林，一位是从经济观察报辞职开单向街书店、办《生活》杂志的许知远。两个人都堪称青年才俊，笔下的文字都带给人以一种精神上的享受与品味。但是，前者文字的文化张弛度力与思维纵深度不及后者，而后者文字的情感性与倾诉欲又不及前者。当然，两者都是我敬佩并一直在关注与学习的对象，而他们也不约而同地在朝向一种完美的向度前行——上个月在北京与曹林兄闲聊时得知，他不仅每天坚持读书至少50页，并且每周固定时间到书店去掏书……而许知远兄最近也在博客中反思称自己的写作从来都像一种知识领域的拓荒，而几乎忘却了自己的感情与存在……

如此来看，老化与健忘对我而言只不过是两个伪命题罢了？我不由欣慰起来。事实上也正是如此，成熟与年轻、遗忘与畅想就像两对孪生兄弟，疯长或潜滋在我们的每一个脑细胞当中。我们要做的，就是在有意与无意中去自我拓宽，据“心理学业余研究者”东方愚先生测量，这里“有意”的比重占到30%即可，70%留给天性与随意。就像小布什来了中国穿个小短裤骑自行车乱跑一样，许多中国人看起来挺不可思议的。如果再扯一点的话，则是我常戏诫自己的一点——拒绝浮器；我向来欣赏沈宏非的小资生活，因为只有朴实无华的生活才最有滋味，也最能出成绩。

（东方愚1月9日晚于青岛浮山公寓）

据1月9日人民日报，国家税务总局局长谢旭人日前宣布，2005年我国税收收入达到30886亿元人民币（不包括关税和农业税收），首次突30000亿元，比上年增长20%。谢旭人称“十一五”时期国家将继续提高税收征管的质量和效率，确保税收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进一步提高，并逐步降低征税成本和纳税成本。

“税收三万亿来得不容易”──许多媒体用如此情感化的标题来描述我国税收丰硕背后的辛酸。由于税收体制的复杂性，我国的征税成本与纳税成本一直比较高，1999年我国的征税成本约占税收总额的3.12%，如今这一比例已达6%左右，而同期日本的征税成本只占税收总额的1.13%，美国仅为0.58%。由此不难理解谢局长在谈到“十一五”时期税收发展与改革规划时为什么要提及征税成本与纳税成本。

纳税成本与征税成本具有一定的因果关系。民众与企业的纳税成本越低，税收部门的征税成本也会相应下降。然则在许多时候，我们对纳税成本的理解更多地停留在直接纳税成本，即纳税所耗费的人力、物力、财力层面，而对间接纳税成本，即纳税人在履行纳税义务过程中所承受的精神负担、心理压力并不十分关注，原因之一在于这种类型的纳税成本没办法具体量化。

然而，近年来我国关于税收公平的几轮大讨论，及后来个税起征点的调整等实践无不证明，间接纳税成本越来越成为影响征税成本高低的重要因素之一。间接纳税成本可以直观地理解为“纳税意愿”或“纳税情绪”──纳税人的意愿越强、情绪越好，行政部门的征管成本便越低，相反，如果对税制的公平性、税负的适度性、税收政策的普及性抱有强烈的不满与抵触情绪，即使最后征上来的税收总量极高，其“净重”也难令人欣慰。

虽然旨在引导公平、降低民众纳税成本的新个税法已从今年元旦开始实施，但应当谨慎的是，任何一次税收制度、征管模式的变革，都会引起纳税成本的变化，特别在新制度实施初期，纳税成本一般都呈上升趋势，其中原因一方面是由于人们对新税制的不加熟悉，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在税制转轨伊始，一些新的包括投机在内的新的多种类型的纳税情绪也潜滋暗长。

如何防止税制运行初期因为间接纳税成本的攀升导致的税收减损？美国在这方面的实践值得我们借鉴。税收制度的严密化与法治化使得人们无论贫富贵贱，都对之怀有同等的敬畏感；美国非常重视个人信用制度建设，为税收征管奠定了坚实的道德规范制衡基础；现代化的信息管理技术，不但便捷了纳税人，也为行政部门的征管节约了成本；官方之外成熟的民间商务报税公司及纳税服务机构，更使得普通纳税人得到了强有力的话语权与利益支持……

由此看来，分析我国税收总量的“节节高”，不能仅仅从“数字经济学”的角度着手，而更应从“行为经济学”的角度来审视与探究。在我国税制进一步深化改革的“十一五”期间，税务部门首先应当从体味纳税人心理感受与情绪、尊重纳税人话语倾诉与权利需求的层面出发，以一种服务的姿态，从法治化、科学化、精细化的角度入手，构建一套健康、完善的税收征管激励与惩治体系，从而提高民众与企业的纳税意愿，保证税收总量的不打折扣。

新闻链接：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06-01/08/content_4024661.htm

（东方愚1月9日于青岛浮山公寓）

腊八为何要喝粥？，民间的说法很多，但普为流传的一种说法是，这一天是佛教的节日。相传农历十二月初八是释迦牟尼的成道日，佛寺于是日举行诵经，并效法佛成道前牧女献乳糜的传说故事，取香谷及果实等造粥供佛，名“腊八粥”，后演变为一种民间习俗，在农历十二月初八这一天吃腊八粥有庆丰收之意。

中午跟一个朋友在一个温馨的小店喝完粥出来后，才想起今天是腊八，令我们哭笑不得。这才想起点粥的时候服务员为什么老推荐腊八粥。然而他越推荐，我们越腻烦，结果喝的是绿豆粥。庆幸的是味道还不错，于是晚上又带着女友过来喝，这一次，首先点的自然是腊八粥了。一天内到同一家粥店两次喝粥，这在我的“个人发展史”上绝对是罕见的。而这家粥店前面的新华书店，自然也被我光顾了两次。

如今的图书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时候都要多，但好书比任何一个年代都要难掏。每每逛书城，总有这样的感觉。琳琅满目只给人眼花缭乱的感觉，而无法带给我丝毫的兴奋与冲动。或许华而不实成为这个时代的特征，于人于物都大抵如此，就像当年看张艺谋的电影《十面埋伏》被人戏称为《一个女人和两个男人的故事》、如今陈凯歌的《无极》被人调侃为“无聊至极”的简称一样，除了带给我们视觉上的短暂冲击以外，再无它物。

“老兄，请问这边书架上有安妮宝贝的书吗”------我正在集中注意力挨个书架淘宝一样“巡逻”时，一位小伙子这样问我，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把我当成为图书馆管理员。但是，我确实不知道安妮宝贝是谁、是干什么的，至少与经济学无关，这一点我敢肯定。女友说你还不老，怎么身上年轻人的特征那么稀少呢？当时我就想起葛优在《甲方乙方》片末的一句台词“我从一生出来就显得比别的孩子要老”。

从书店出来的时候，我手头拿了两本书。一本是沈宏非的新书《黄色的潜水艇》。一本是《2005中国报告文学精选》。或许我的鉴赏能力与品味的张力有限，至少我是带着一丝遗憾出的书城。这使得我想起另一件与书相关的憾事----前些天在北京，我就住在圆明园附近，而许知远他们开的单向街书店就在圆明园附近，我回到青岛后才突然想起。不过对于朋友们将许知远选择一个甚为偏僻甚至些许荒凉的地儿作店址称赞为“文化人的高品味”的说法，我实不敢苟同，而更愿意从房租比较便宜的经济人角度去考虑。这是一个习惯将偶像捧上天的年代。

据说在法国，企业家们对经济学家所知甚少，甚至直到现在，他们还常对经济学家冷嘲热讽、嗤之以鼻；政府官员民对教授的建议根本不以理睬，媒体记者与教授等社会阶层的人们也很少联系。雷蒙?阿隆在《知识分子的鸦片》中说“对于一个国家的繁荣昌盛来说，最重要的事情莫过于使知识与经验在大学、媒体、政府部门与议会之间相互流动。政治家、工会领袖、企业经理、教授或记者既不能相互勾结而组成一个垄断权力的单一政党，也不能因为偏见与无知而相互分裂----从这一点看，没有哪个统治阶级比法国统治阶级的组织性更差的了。”

杂文家盛大林最近的日子不好过，只因他两天前发在中青报冰点的一个关于郎咸平的文章，报上的标题为《请理性对待郎咸平的是与非》，但文章到了最后，给郎直接定了调----“郎咸平之‘是’，是他指出并批判了国企改制中存在的严重问题；郎咸平之‘非’，是他从根本上否定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其‘是’是微观上的、现象性的，其‘非’是宏观上的、根本性的”。一时间，谩骂声纷纭而来，老盛的博客点击量也一路飙升。

有句俗话叫“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虽然许多人认为老郎挺能忽悠的，但忽悠与忽悠是有分别的。郎咸平的是与非，从科龙、德隆等一些企业改制的锒铛收场，大家伙儿看了个一清二楚。但是你却不能说出来，或许说出来却传播不出去、得不到认同。这一点从许多人为郎不能入选年度经济人物而遗憾就可见一斑。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盛大林即使不挨骂，也会有张大林、王大林挨骂。因为，挺郎的文章几乎发不出来，反是媒体发出来的，大都是像盛这样“批郎型”的。

前不久郎咸平与长虹***论争的新闻（注：此处新闻指内地媒体歪曲式的“假新闻”）一出来，我就感觉不太对劲儿，遂写了一“挺郎式”的小文《真正的较量是开诚布公的》。第二天听说中青报编辑给我编了此文，但还是没有通过终审。财富时报编辑欣赏此文，说要采用，但后来也是不得已而拆掉，甚至连红网的红辣椒评论，在给我发了用稿邮件后，最终也没有发出来。我的文章没有任何敏感字眼，为何“屡屡受挫”呢？隶属人民日报的中国经济周刊编辑告诉我，早先有通知，关于郎的文章与评论，一律不予采用。这我才恍然大悟。

我又想起了雷蒙的话，当几股社会力量联合起来形成一个“垄断集团”时，是也能变非，非更能成是，特别是话语权方面的。当然，基于特定的社会特征与文化语境，在这一集团里的单个小力量们，可能更多地出于一种迫不得已，即使与其价值观截然相悖。

郎咸平式的人物注定了是一个边缘性群体，他被上述披上的枷锁永远不可能被卸去，虽然他的许多建议与观点已被或正在被采用。雷蒙?阿隆称一个社会的批判与评价有三种，一是技术评判，二是道德评判，三是意识形态评判。他在谈到第三种评判时说，“至于意识形态评判，它常常是脚踏两只船”。不过庆幸的是，越来越多的民众，在基本的价值判断方面能不被眼前的东西所误导，并且尝试着去寻找证实或证伪的各种证据。我们期待若干年后，对一种社会现象、一个人物的评价，更多的从前两方面入手，而不是劈头盖脸把之打入意识反动的地狱当中。

东方愚
2006年1月7日于青岛浮山公寓

“我们不会再有真正的大师了”-----猛一看这一标题，或许会感觉又是一篇悼文。不是的。那为什么我又选择这么一个悲观的、肯定的论调呢？

这几天有几件事令我好一阵思考。一是最近一期的《瞭望东方周刊》做了个专题，“中国新知识分子的财富路径”，核心思想是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成为社会财富创造的中坚力量，诸如此类。专题中列了几个牛人，比如“袁岳：企业家+学者型主持人+社会活动家”“胡戎恩：学者+法官+大学教授+房地产董事长”郑少平：海事专家+职业经理人”等等。东方周刊是用一种欢愉的词藻，并花了长长的篇幅来列举完这些人的光荣事迹的，极高的褒扬之后，给知识分子创富定了性，并提升到了“民族”的高度-----知识分子边缘于财富意味着民族的危机，甚至文前还用胡主席关于人才的讲话作了楔子。

第二件事是最近读到李零《花间一壶酒》一书上的一个文章，《别让书生搞政治》，从对王国维的追忆出发，丝丝缕缕地说出他的意思，即知识分子搞政治弊端多多，一旦受辱，精神还可能有异常的可能。文中李零有一个观点，即他在谈到郭沫若“抑罗扬王”（注：王指”思想反动又是汉奸的罗振玉“）的观点时反驳道，”我们应该划分的应该是同一个人的政治与学术，对所有历史人物都如此。不以人废言，也不以言废人“。

第三件事是昨晚上，我向从香港读研究生回来的位张翼轸兄打听香港学术圈的一些情况，一是比较感兴趣，二是觉得自己说不定还能申请去香港读个博士。张兄告诉我，香港的院校对研究生的奖学金很丰厚，比如只要申请博士入学成功，每月将能得到11800的资金，学费与各项开支基本上不用担心了。接着我问他在香港读博士能否兼职到企业做一些项目之类的，他说“只要不被监管当局发现就发现，不过风险挺大”。这我才知道，在“学成”之前，香港的规制很严的，不允许研究生旁逸斜出的，这简直与国内大相径庭。香港与美国的情况比较相似，在美国，有人将社会上形形色色的不同行业和职业概括为红、黄、黑三道。红代表政要们要走的红地毯，即官道；黄道代表黄金，即经商挣钱之道；黑代表博士帽，即学问之道。三道各有其不同的价值观与游戏规则。泾渭分明，互不攀比，进入哪一条道，都得遵守各道的游戏规则，不可"这山望着那山高"。

三件事摆在一起，我想说的，基本上也比较明了了。中国内地处在深入转轨时期，各种机会可谓遍地都是（翼轸兄回内地就是出于上海发展机会多的考虑），创富的契机与成功的机率也比十年前、二十年前大了不知道多少倍。但往往被忽略的是，我们做事情也比任何一个年代都更浮躁。抑或“浮躁”也可以看成是一个中性词，它既指心态的不稳重，也指思维的灵活性。但是，如果在浮躁中变的越来越浅薄，就值得引起反思了。在这里，我特指的是内地的学界。

我没有心思再去陈列一大堆学术腐败与学界游戏规则畸形的案例，有些事情只有自己深入其中，甚至沉溺其中一段日子，才能看得更清楚，看的更透彻。我读硕士的几年，及后来做经济分析与评论与经济学界一些人物的交流，使得我越发感觉到，我们的学界变的越来越浮华，越来越空虚。虽然站在台上的许多话语权较重的大牌专家也不少，但整个体系正在腐化甚至烂掉，许多看上去外表那个壳子还蛮好的。换个角度来说，像东方周刊提到的那几个榜样型的知识分子或学者，他们并不能算是真正的知识分子，如果要开分的话，他们是九分的商人与一分的学人。他们的生性不适合搞学术，也代表不了学界，或者说他们的创富经历并不具有普适性。

这个问题如果要纠缠下去，谈论几天都不会有结果的。不过我想，有许多声音会是代学界叫苦的。因为对于学术圈内一般的小娄娄来说，比如对于应届硕士博士研究生来说，不想着做点小事赚得钱怎么能行，年纪一大把了，银行存款只有千儿八百的，谈女朋友都没底气。那么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给学人们补助、加薪，使劲被，使劲加？显然不会凑效的。还是那句话，一个体系的灵魂腐朽了，精神死去了，你给一些施舍与同情，是不起多大作用的。说起来惭愧的是，我读研究生时，也是几乎不问学术，而是在外面做咨询等，忙着赚钱。大环境都这样，没办法，虽然我也知道自己其实适合做学术研究，但现在成为一个媒体与学界的两栖人，所谓两栖，说白了就是“两种都不是”。就像李零在《花间一壶酒》中说，“国学”就是“ 国将不国”之学，如果不是中国出了问题，如果不是同“西学”刻意相比，本来是没有什么“国学”的。

再写下去的话，连我自己都会骂自己扯淡。我索性用李敖的一句话，再将视线拉回到本文的标题上。李敖说，中国的知识分子“拙于谋生，急于用世”，结果凡事都做了个四不像。看来我们做事情还是“专”一些为好，就像李敖一样，后半辈子专心玩忽悠，而前半生，他是完完全全专心读书搞学问的。

末了，我贴篇一年前曾写的林毅夫关于中国经济学界大师级人物预言的文章，当时发在了金融时报，现在再摆出来，因为我搞的是经济学，而我却每每对学界深为失望，因为，我们不会再有真正的大师了。

附：经济学大师的“预言”与“寓言”
文/东方愚 2005年1月10日

被视为中国最有希望获得诺奖的经济学家林毅夫在上周末的首届“青年华商峰会”上坦言，影响全球的中国经济必将造就诺贝尔奖获得者，但这需要青年学者的努力。并不无遗憾地称“30年后，世界经济学的大师会在中国出现，可惜那时我已经很老了。” 在他看来，平均每年超过8％的ＧＤＰ增速已经把世界的目光吸引到中国，而这种状态还将持续30年，因此，30年后世界经济学大师一定会在中国出现。“当中国经济对世界的影响力日益增加，中国经济学家获得诺贝尔奖的可能性就越大，因为只有中国的经济学家才能讲清楚中国的问题。”（1月10日，北京晨报）

林毅夫是笔者尊敬的一位经济学大师，特别是他所倡导的“新农村运动”，吸引了很多北大“海龟”回国并深入农村进行调查研究，笔者十分佩服这种务实的为学风格。然而林教授近些年来预言特别多，记得在去年九月初首届青年华商峰会启动新闻发布会上。林教授就曾预言“在未来20年至30年时间里中国很可能继续保持8%左右的增长速度，到2030年中国的经济规模最少和美国的经济规模一样大，届时世界500强中将有100位都来自于华商”（北京青年报，2004年9月9日）。看来林教授是一个乐观主义者，对中国经济的腾飞与中华民族的“复兴”十分有信心。我们假设这一预言具有坚实的理论与现实依据，并经过科学的“测算”，然而笔者对林教授这一次“预言” 不敢苟同并深表怀疑：一国经济腾飞与就一定能促使诺贝尔经济学奖“花落此国”？换言之，世界级经济学大师难道是特殊经济现象这一“机遇”因素造就的？

自从第一届诺贝尔经济学奖于1969年颁发给简·丁伯根和拉格纳·弗里希两位大师至今，共有53名经济学大师获此殊荣，然而三十多年来我国经济学界只能一年又一年地望“诺”兴叹，并“纳闷儿”为什么美国的经济家家总是那么地“幸运”！众所周知，美国经济在全球化中的“角色”非同小可，所以如果按照林教授所称一国经济的全球影响力与经济学大师的诞生“正相关”这一论断，美国学界获得诺奖自然是“应该的”，然而我们又怎么能据此解释印度、荷兰、挪威等国经济学大师获奖呢？！这些国家无论从经济总是还是全球的影响力都不及中国，然而照样不“耽误”大师们的诞生！

所以说，从一国经济在全球竞争中的地位和影响力及受关注程度来判断经济学大师的诞生地，这本身就是一个荒唐的逻辑悖论。同样，林教授所称的“只有中国的经济学家才能讲清中国的问题”也是主观臆断。美国从学界到政府机构，中国经济问题专家层出不穷，诸如摩根士丹利公司首席经济师史蒂芬·罗奇和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莫里斯·格德斯坦长期关注中国经济，从理性、客观地分析中国问题，未必没有中国所谓经济学家“能耐大”。

事实上，真正决定经济学大师诞生与否取决于一国的学术规则与学者理论功底和学术修养等“内因”，而非经济增长与受瞩目程度等“外因”，更与什么“主场优势”无关。再拿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来说，扎实的经济理论与勤奋有加的为学精神是造就其“名声鹊起”的主要原因，这背后更有良性的学术规则与浓郁的学术氛围。博弈论大师纳什不幸的人生经历和执著的治学精神入普林斯顿大学的大气使得多少人深受震憾（这也是电影《美丽心灵》常受观众喜爱的原因之一吧）。美国学者的“出名”心态并不是那么迫切，而是在务实的耕耘中默默无闻，至于身后的名气，是“玉汝于成”的结果，更是“身外之物”。在美国，有人将社会上形形色色的不同行业和职业概括为红、黄、黑三道。红代表政要们要走的红地毯，即官道；黄道代表黄金，即经商挣钱之道；黑代表博士帽，即学问之道。三道各有其不同的价值观与游戏规则。泾渭分明，互不攀比，进入哪一条道，都得遵守各道的游戏规则，不可“这山望着那山高”。而我国是什么样的情况呢？从近两年被媒体曝光的一些经济学家发表一些言论，其实是为其担任独立董事公司老板牟利的事件我们便可略知一二，更别说一些经济学家进行人身攻击等恶性事件了。

谈到林毅夫教授，谈到中国经济学界，谈到中国经济发展，我们不得不提起于去年七月不幸逝世的一位经济学大师──杨小凯。作为“首位冲击西方主流经济学的中国内地经济学家”，杨小凯在澳洲期间时刻关注中国经济的发展。然而，在他发表在世界著名经济学杂或是对有关中国经济问题发表自己看法的时候，他几乎不做什么“预言”，他更喜欢用理性和冷静的方式看待问题。尤其是三年前他与林毅夫之间关于中国经济发展问题的一场争辨，至今许多人记忆犹新。在林教授大谈中国经济“后发优势”的时候，杨小凯专程飞到北京，做了关于中国“后发劣势”的报告，指出没有制度的改革与跟进，中国经济将布满隐患。他这种“泼冷水”的方式发人深省，让“乐天派”的国内学者变得清醒。然而杨教授离去不久，“赶英超美”的“大跃进”恶习又在国内学界掀起，甚至对经济学大师的诞生都敢“预言”！

总之，林毅夫教授的预言给从一个侧面给我国经济发展和经济学界鼓了把气，但真切地希望这样的“预言”越少越好，也许正是这样的预言使得本来就很浮躁的经济学人们“飘飘然”，也许正是这样的预言转移了各界对我国经济中深层弊病的注意视线。无论经济增长，还是经济学大师的诞生，靠的应该是真抓实干，靠的应该是游戏规则的完善及按规则办事的习惯，而不是别的什么。预言太多就会成为“寓言”和“童话”，不具有实践意义，更可能落得海内外有关人士的笑话。

东方愚
2006年1月6日于青岛浮山公寓

一项名为2005年中国企业员工福利保障现状的调查结果显示，32.52%的受访者所在企业的员工平均法定福利与非法定福利的资金比例为5:1；25.73%的企业二者比例为2.5:1。人力资源专家杨新林对这一结果深表担忧：“现代企业一般只有在初创阶段，法定性福利所占比例才较大。”（据1月5日《每日经济新闻》）

随着经济的发展与商业竞争的加剧，福利作为薪酬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越来越受到企业的青睐与关注，因为它常能“笼络人心”，有时甚至比高薪更能激励员工。据统计，在西方一些国家，员工福利与工资的比例几乎接近1：1，并有超过工资的发展趋势。虽然这给企业带来了一定的压力，但他们仍然乐此不疲，因为明智的企业领袖深谙孰轻孰重。

相比之下，我国企业在这方面的作法显然鳖足与尴尬的多。许多企业除了对员工的法定福利，即政府为保障员工利益强制执行的福利进行遵守之外，对服务性福利等非法定福利形式普遍并不太“感冒”。甚至即使对于法定福利，由于劳资双方信息与话语权的不对称，企业执行起来也有一搭没一搭的，员工原生性利益得不到保证，更别提享受企业自愿提供的非法定性福利了。

日本企业在建立健全员工福利体系方面的作法值得我国企业借鉴。健康保险、失业保险等法宝福利之外，其更重视补充福利即非法定福利的激励作用。日本的补充福利覆盖范围极广，甚至红白喜事都囊括其中，并且水平比较高，这对于低收入的企业员工而言，无疑是一大福音，同时也为缩小贫富差距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加上福利计划享受税收优惠与执行简练、责任明晰等特征，使得日本企业界总能激情万丈，经济发展日新月异。

员工福利计划的不健全越来越成为我国企业发展的软肋。虽然一些企业家在公众场合也常把“以人为本”的信条挂到嘴边。但真正执行起来，却大打了折扣，。而一个亟待引起重视的现象是，国内许多企业只重视“高级员工”诸如职业经理人的福利，对中下层职员福利轻描淡写，甚至视而不见。这同样是有巨大缺陷的。企业真正的动力在于大多数普通员工，只有首先让他们有了归属感，企业才得焕发活力，进而获得持续的高效益。

近些年我们常听到企业家们谈“执行力”等企业内功修炼的关键词，在笔者看来，再惟美的公司计划与战略体系如果没有以普通员工福利特别是非法定性福利的增长为基石，企业的发展终将是无源之水。面对优秀员工的频频跳槽，面对企业绩效的徘徊不前，企业首先应当反思薪酬与福利体系是否畸形，而不是将过失一把推到员工与商业环境身上。欧美与日本企业将员工当成客户对待，近些年甚至推行“自助餐式的福利”措施，来满足员工的多样化需求，并使福利效果最大化。我国企业离这种健全的福利激励体系还有多远呢？

新闻链接：http://news.hexun.com/detail.aspx?lm=1671&id=1477263

（东方愚1月5日于青岛浮山公寓，发表于1月6日《中国经济时报》http://www.cet.com.cn/20060106/WENHUA/200601067.htm）

一个多月前有感而发，写了一个《你有几个博客和几重身份》的小文章，中间谈到由于多重身份的原因，很多人拥有多个博客，说白了，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角色认知问题。很难想像在很程式化很严肃的工作博客上，突然出现了一段缠绵的文字。其实对自己本无所谓，问题是特定类型的博客，有其特定类型的读者群，他们不可能像我们一样能迅速完成角色认知的。特别对于在某一领域有建数的专家等牛B人物，如果看到了他生活化的文字，许多人不但不会觉得亲切，反而对其的尊崇还会打一些折；当然，娱乐明星除外。

这一点我也深有感受。我现在的博客有几个，一下子还真难说清楚。一开始是在BOKEE网上做的专栏，大约是04年初吧，http://column.bokee.com/blogger/name/_%D5%C5%BB%AA.html 后来又在上面申请了二级域名性质的博客，好像好几个，就是现在这种形式的，但是没写几篇，就都废了。后来天涯上也申请过一个，两三篇文章后，就荒芜了。。。再说就有些无地自容了，好像我在打游击一样，放一枪换一地儿。就说现在，除了BOEE专栏外，我主要经营四个博。三个是放经济评论的，一个是私人日志型的。

新浪博客：http://blog.sina.com.cn/m/zhanghua
和讯博客：http://blog.hexun.com/dongfangyu/default.html
搜狐博客：http://dongfangyu.blog.sohu.com/

这三个博客上放的内容基本上完全一样。就是每每写成一个文章后，分别贴到上面。新浪博客是今年9月为参加其最佳商业评论博客大赛而做的，后来经营的不错，最终也拿了个奖，更认识了许多媒体的哥们儿与姐们儿。入住和讯，一是因为我关注财经，与其定位吻合，二是我看重和讯的人气，用专业一点儿的话来说，和讯是一支真正的潜力股。搜狐博客是再后来做的，因为受搜狐财经何兄的邀请，我便注了一个。而私人日志的博，我没有把链接放到上面，原因自然不言而喻，即不愿意让熟人知道。

元旦前后，越来越感觉搞博客的成本大了起来。问题的关键，便是这种泛滥化，东一枪西一炮，效果不太好，而精力费不少。专业文章或无所谓，但私人日志，既带有一种露阴的性质，却又想内秀一些，到最后可能搞的自己变了态。。

“一人多博”映射的是思想的不成熟，而“阴阳不定”印证了精神的不健康。所以，从现在开始，我在自己的网站里放博客程序，主要的目的，就是想变得简约一些。把自己的四个博客的风格兼容并包进来，不但能给自己节约不少成本，更重要是能够变得专一。天下之事，成者之所以成，莫不与目标集中、规划简约有关。要想把一件事做久、做好，必须摒弃泛滥化的思绪与粗鄙化的行为方式。

而更值得一提的是，在自己的网站上写博客，就不会担心被删的事情了。抑或可以套用一句泛滥与粗鄙的广告语来说，“我的地盘我做主”，嘿嘿。

请朋友们记住我《东方愚：符号化生存》的博客（http://www.MrZhang.com/blog），我将把拉扯的七零八落的精力给找回来，而集中这一博客之上，算是在2006年伊始给自己的一份礼物吧。希望朋友们多关注，多批评、多评论、多留言、多指点。特此致谢。贴一张近照吧，哈。



附：一个多月前在我的和讯私人日志博客上的一个文章《你有几个博客和几重身份》

你有几个博客和几重身份
　　
2005年11月20日

这年头，博客就像钞票一样，谁手里都多少攥着一些。方兴东专业的BOKEE网自不必说，他的平民化定位的老牌子还是受到相当多的人的认可的。后来SOHU、SINA、HEXUN等一路跟进，现在毛蛋大点儿的一个网站，都可能提倡博客。所以，第一个问题是，你有几个博客。

对于一般的网民们，相信一个足够了。集中一块儿阵地，一展个性，一抒胸臆。但是，对于具有一定的文化层次的朋友来言，恐怕就不好说了。一个人往往具有多重身份，工作时是一个理性人，生活中是一个自然人。理性与感性如果掺合到一块儿，就可能变的不伦不类，这也是我们平时感到拘谨的原因所在。比如拿作家来讲，其作品虽然与其经历与价值取向有相当的关系，但未必是其个性的完全表露。其实一些文字飞扬千尺，表达淋漓万分的人，现实生活中可能是一个相当内秀的人。

上述是第一种情况。即多重身份决定了我们或许不止需要一个博客。有人可能觉得这是扯蛋，在同一个博客中划两个栏目目，一个放作品，一个表心情不就得了。这样也未尝不可，但你可以试一下，给人的印象，一定是“猪头牛尾型”的。

然后，即使你分成了两个博客，照样还是有苦恼的。那便是大众眼里的自我，与真实自我之别。一旦你的私人博客成了瞩目的焦点，我们在写博的时候便会变的小心翼翼，谨慎有加（哗众取宠者不在此列）。因为认识你的人可能在看着你。你可以表达自己的思想，但或许只能点到为止，因为你的领导可能正在打开；你能表达自己的感情，但抑或只可表至六七分，剩下的只能写到纸上或放到心底，因为你的老婆正在偷窥你的博。

这便是BLOGGER们的第二重苦处，即真实表达愿求与现实中顾虑间的矛盾。这一点，我自己就有体会。如今在和讯的这个博，就是想做一次避开熟悉视线的自我宣泄，一次自己与自己的对话。李白在《月下独酌》中说“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酒中的闷与爽，苦与乐，自己最明了。今天中青报的曹兄说他的博让人有几份苦恼，这个我能理解，因为他不但尽揽了上述两种苦恼，而且还在咀嚼着第三种：名人做私人博客到底是给谁看的？因为是名人，被推到了前台，因为倍受瞩目，所以不能肆意表达。这着实很痛苦。

如此而来，玩博的人们分成了三个流向，第一种是普通的blogger们，他们可以尽情在博上释放自己，同时渴望得到关注、认同，可是因为这些人不是“名人”，在web2.0时代依然没有话语权，所以久而久之其激情锐减，其博客于是面临荒芜的危险。第二种是名人blogger的一个子类，他们在博上放自己工作上的作品，也放私人的日志，但这样的日志，只是为了调侃而已，或者是为读者提供笑料而已，这种blogger其实并不能算真正的博客，因为“我”在博中的戏份很少，甚至没有。第三种是另一个子类的名人blogger，他们要么换个ID，在另一个没人知道的地方自斟自饮玩博取乐，要么干脆再也不玩博。看看现在一些名人的博客中，“该文章已被作者限定”的系统提示时而有之，这预示这，他将由第二种blogger向第三种转化了，而第三种也有累的，“从此不再博”便是长沙杨兄几个月前的声明。个中的滋味，细品一下，有许多道道。

卢梭说，人是生而自由的，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博客给我了我们自我倾诉的自由，但随之也带来了几多束缚，这或许就是高科技的代价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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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货品号 商品名称 原价 订购数量 折扣 销售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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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天在读一本书，《从符号的观点看》，作者是苟志效与陈创生，两人试图用一套符号理论对社会文化现象进行阐释。在谈到人的身份时，作者说，身份作为人类社会组织活动形式的反映，恰恰是一种典型的社会行为符号。个人对社会的意义，对其它社会成员的意义，都是通过自己的身份表现出来的。仔细琢磨一下，还真是这么回事。

说今天两位朋友对我的建议。一个是北京的彭兄，他建议我把新浪博客上的照片给换一张，问其理由，他说有些随意，“与学者的身份不符”；一个是广州的邓兄，他说我前些天写的关于春运火车临客票价不涨的评论很“昏”，并以张五常为例，称“作为一个学者，首先应当从理论的角度出发，而不是考虑自己的感受”。

两位朋友的建议，都与身份与关，或说与符号有关。他们的建议是中肯的，但却令我陷入了深思。不否认一个人的所言所行应该与其“身份”相符。但是有两个问题却不能忽略。一，如果我们每每做事，都要先考虑一下身份高低尊卑，试想生活将变得多么拘谨。二，人的身份往往是多重的，如果都想兼顾，结果会不会得不偿失呢？

我原本是一个做事追求完美的人。结果发现许多时候事与愿违，为何？皆因太过苛求，时间浪费了许多不说，效率也甚低，精力与心情更落个不爽。后来学着改变，给自己定了个三词诀“简单、积极、从容”，简单是说起点的选择，积极讲的是过程中的姿态，而从容是事后的心态。慢慢发现这三个字堪称经典，甚至有些自恋起来…

今天是2006年的第一个工作日，我有了一个很好的开端。上午的时候新浪财经专栏周上线，许多朋友都表示祝贺。下午写了一个电煤价格市场化的经济评论，傍晚的时候得知明天的广州日报和东方早报将采用。晚上跟女友跑到学校外面的小摊上，2块钱一碗的混沌，喝的挺惬意。而当我回来的时候，许多条对我的留言又都与身份或符号有关，诸如“东方兄，我原来以为你是个小老头呢”。。。

如果要我细讲“东方愚”这个符号给我带来的不爽，我可能会连续讲上几个小时，问题归结于一点，便是与许多“专家”相比，我有些过于年轻了（不过，我从没想着以后当什么专家）。大部分朋友一开始都以为我是高校的老师，或是研究机构的学者之类的，年龄大约35岁，性格有些偏激，等，结果一看照片或知道我的真实年龄后，都会唏嘘一阵，年纪不相上下的大都萌生敬意，可谓抬举我了，而年龄长者，大都会带有一份不屑地“哦”上一声——上个月12月在新浪博客颁奖会上，一个报纸的老总看到最佳商业评论博客得主这么年轻时，对我夸奖的言语中更含有一丝轻蔑，或许在他看来，他被我“骗”了？

烦。身份这一符号，许多时候没有令自己欣慰，反倒让我们踌躇不前了。真可谓卢梭所说的，人生来就是自由的，却无往不活在枷锁当中。对于突围之道。我宁愿唯心一些，认为只要心中没有枷锁，就不会受到枷锁束缚。结果还真凑效。就像许多人惊诧于我生活的挺快乐一样，或许在他们心中中，写评论的人大都是愤青，或者左倾主义者。

给生活中的符号赋予更多的感情吧。这里的感情，不是优柔寡断的顾虑，不是瞻前顾后的浮躁，而是生活化、随意化的表达，没有必要刻意去向别人传达什么讯息，也没有必要刻意去向人们证明什么。只要时刻懂得自我提升，还是简单、轻松一些为好。（东方愚，1月4日晚）

国家发改委元月一日宣布取消电煤价格临时干预措施，放开电煤价格。然而在随即举行的2006年全国重点煤炭产运需衔接会上煤电企业谈判刚刚开始，便出现僵持局面。电力方面的意见是保持目前的价格稳定不变，而煤炭方面普遍要求涨价平均每吨20元-30元。（据1月4日《新京报》）

从来都是价格联动、临时干预，游戏规则突然变了，谁都不想让自己吃“眼前亏”，电煤企业的争锋可谓正常。然而对于煤电企业谈判的僵局，许多人都预测最终结果将是煤价与电价“双涨”， 即像过去一样，电煤企业增加的成本转嫁到终端的居民头上。于是有专家重新呼吁行政干预。在笔者看来，与其在干预取消与否及干预程度轻重上打转转，不如从市场主体的多元化方面寻良方。

欧美的电煤市场化改革史说明了这一点。1996年，欧盟强制开放电力市场，结果各国电价普遍有所下降。如德国2000年批发与零售市场的电价与1995年相比下降26%，居民电价下降了8%，英国工业和商业电价也在1998年到2003年间下降了20%到25%。而美国加州在开放电力市场后，出现了电价飞涨，电力短缺、电力公司破产的危机。美国逊色于欧盟的原因之一，在于市场主体多元化与竞合机制方面的不健全。

回过看来看我国的煤电企业。上世纪90年代后期，国有重点大煤矿被政府列为国企改革的重点，煤炭的生产与定价摆脱了“计划”的藩篱，而民营煤矿也借机获得了长足的发展。譬如如今湖南煤炭经济70%的资源被民营资本掌握着，由于机制灵活，效率较高，其在推动经济发展与社会就业等方面发挥着突出的作用。相比之下，民营电力企业显得有几份“郁闷”，虽然在电力供需方面具在不可比拟的潜力，但由于传统上对电力行业自然垄断的特性强调过多政府管制迟迟不松，加上高门槛等，民营资本只能“望电生叹”。

而放宽民营资本在电煤行业准入条件最大的好处，在于催熟一个由多元化主体参与竞合的中国电煤市场。专家学者常为价格涨落而争论不休，平民百姓亦为电价上涨而心痛不已，但政府干预可以缓一时之急，解一时之痛，却不能治本又治标。而如果有更多更广民营资本入主电煤领域，加上具有多方制衡功能的行业协会的持续发力，电煤价格市场化势必向良性的方向快速发展。

尴尬的是，在电力市场上，不但民营资本常望而却步，连一度投资热情高涨的外国资本，也纷纷撤离中国市场。 全球第三大能源巨头美国迈朗公司、赛德能源公司、美国电力公司、德国西门子等近年来陆续选择从中国电力市场退出，这在很大程度上都源于他们对中国电力投资环境或多或少的失望，特别是准入与审批程序方面的瓶颈。

真正的电煤市场化改革，着力点在于促使国有资本、民营资本、外资三方主体融入到电煤市场竞合格局当中。政府部门取消了对价格的临时干预，不等于不再有作为，相反，它更是一种行政作为的变迁──对市场化改革过程中制度性壁垒与准入性限制进行再松绑， 协助引进煤电市场的新技术与环保设备，对安全隐患大的企业进行处置等，这样才能一方面保证电煤市场化改革质的变化，另一方面保证煤炭价格与电价的良性调整，以及民众福利的不受损失。

新闻链接： http://finance.sina.com.cn/chanjing/b/20060104/08002246542.shtml

(东方愚2006年1月4日于青岛浮山公寓)

东方愚 2006年新浪财经专栏周 链接：http://finance.sina.com.cn/economist/pingyixueren/20060104/09442247010.shtml

作为06年新浪专栏周的开篇作者，无形之中感到压力很大。压力并非来自专栏文章本身的要求，而是来自一个微观主体对宏观变迁解读时的敬畏。

　　2006年是“十一五”规划的开篇之年，自上至下都在紧锣密鼓地筹备着、行动着。有人说大伙儿应该遵循同一个关键词——民本。那么，在经济学的“显学羽毛”越来越丰润，评论界的影响力越来越厚重的现在，我们的经济学者与评论家能否以此为基点，显得尤为重要。

　　我是一个不停写字的人，写字的人是辛苦的。而如果找准了“民本”这一支点，便会迅速变辛苦为乐此不疲，这一点我屡试不爽。抑或文字真的与经历有关，从小生在农村、长在农村，这使得自己与黑土地结下了解不开的情缘，甚至后来再回过头看自己散见于媒体上的郁郁文字，也脱不了一个“土”字——虽然有朋友称那其实更代表“民本立场”。

　　没有想过自己将来成为应者云集的明星经济学家，也没想过成为鸣则惊人的大牌评论家。只是坚持笔耕在自己喜欢的领域，且歌且行，且行且歌。惬意的是，我现在是一个自由人，不用为了利益纷争或改变笔锋，或穿上“马甲”。

　　当然，作为一个青年经济学人，我深谙自己的知识积绽与思想纵深度仍甚为浅薄，甚至有时也会浮嚣起来，一时找不着北。庆幸的是，每每迟疑之后，总能比原来更勤勉与冷静，并学着像已故的管理学大师德鲁克一样——做自己的“旁观者”。

说起来惭愧的是，2006年的头一天，几乎全被我“睡”了。青岛的雪不大，但风够猛，特别是我的寓所前面不远处就是海，海风发起彪来，真够人受的——呆在屋里睡觉还真是不错的选择。

从当当网订的书中午的时候送过来了，有雷蒙?阿隆的《知识分子的鸦片》，汉默顿的《思想的盛宴》，林达的《一边走来一边读》等。从送书师傅手中接过沉甸甸的这沓书的时候，我不知道自己的思想能否将来有一天像这些作者一样变得深刻、睿智。

2005的最后一个晚上。跟女友跑到电影院看谋子的《千里走单骑》，多次两泪纵横。出来的时候我给女友说，05年最后一天我们花50元来买哭，将来回想起来肯定很有意义。回来后在MSN上给上海张翼轸兄说时，他更感兴趣的是青岛电影票真是实惠，哈。

说到这位本家老兄，他的文字常令我眼前一亮，最近他写的一个随笔《寂寞郎咸平》亦如是。翼轸兄研究生是在香港中文大学读的，也就是郎咸平所在的“单位”。他习惯从生活点滴小事中捕捉灵感、评述斯人斯事，反比其他作者的许多“宏论”大气的多，也亲切的多。

相比之下，前些天我对“郎赵之争”的探寻，显得浮躁了些。虽然到后来感觉郎、赵、媒体都变得扑朔迷离、不可信任时，我宁愿用调侃的方式来求得一丝快慰。但浮躁终归是人的天敌，特别对于一个经济学人、一个评论员来说，如果常被浮躁侵蚀，很难想象其文字与思想能够令人信服与敬佩。

顺手翻开《思想的盛宴》，读到17世纪法国政治家拉罗什富科《箴言集》中的一段话——

思想总会欺骗心灵。

了解自己思想的人，一般不了解自己的心灵。

杰出的知识分子的特征就是用只言片语解释很多事情；思想狭隘的人总是滔滔不绝，却说不到点子上。

有一种顿悟的感觉。经济学的显学特征越来越明显，有人说经济学界的话语霸权十足，由此引发“经济学帝国主义”的争论也此起彼伏。社会问题的争论不会迅速水落石出、一分高下。不过一个明显的痕迹是，如今一些学者与评论家常将宏观的社会责任挂在嘴边，而对疏忽了对个人责任的思考与评判。

社会责任感被提及的多了、滥了，其价值便会被削弱，正如哈耶克在《自由秩序原理》中所说，“在现代社会中，责任感之所以被削弱，一方面是因为个人责任的范围被过分扩大了，而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个人对其行动的实际后果不需负责”。

老哈开的什么药方？他接着说，欲使责任有效，责任还必须是个人的责任。可谓一语中的。对自己负责，便是实践社会责任感最好的方式，而拒绝浮躁，则是第一步。

马克思?韦伯有个词叫“祛魅”，即指对事物神秘感、神圣性、诱惑力的消除。原来我将之理解为理性化，而今天，我更愿意将之理解为一种淡然的生活观，一种对自己负责的价值观。有时想想，我曾撰文《不可将经济学娱乐化》称给经济学家道德排序是一种文化浮嚣，岂不知有时内心的自己比笔下批评的对象更浮嚣，真是惭愧致至。



当我将2006的基调定为拒绝浮嚣的时候，这一年的第一天也行将结束。拉罗什富科又说，人最大的智慧在于意识到自己的愚蠢，我索性拿此聊以自慰。我又想起了《千里走单骑》，没有什么比淡然与平实的生活更能震憾心灵、令人欣慰了。（东方愚2006年1月1日晚

      东方愚，本名张华，籍贯河南安阳。
    2004年11月开始在国内财经媒体上撰写经济评论与分析文章，至今在国内外报刊杂志发表文章100多万字。

　　现居广州，南方周末记者，上海证券报等多家财经媒体专栏作者，特约财经评论员；曾供职于南方日报。

　　主要关注领域：民营经济与民间金融；上市公司重组　　

E-mail:zhanghuacn@vip.163.com       Msn:qdzhanghua@hot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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