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愚 减法生存

东方愚

中国社科院日前首次发布了《中国各地区资本自由化指数》研究报告。报告显示，全国30个省区市(不含西藏)中，浙江省资本自由度高居全国之首。

应该为浙江喝彩还是担忧？如果放在两年前，担忧者甚众，记得那个时候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佛农·史密斯来了中国，唠叨着“资本自由化和财产私有化是自由的基础和经济繁荣的保障”，甚至引申老子在《道德经》中的话唾沫横飞地说“智者是不会干涉别人走向富裕的道路的”，但谨慎的中国人仍然觉得应三思而后行。

两年过去了，喝彩的声音站了上风。现实来看，浙江民营经济搞的有多红火有目共睹，人均GDP也是一路走高，理论层面上，加拿大弗雷泽研究所的研究表明，经济自由度与经济发展基本呈正相关，经济自由度越高，国民就越富裕。有人可能又会提拎出温州“炒╳团”来说事，说什么金融风险丛生，说什么民众福利受损。这显然犯了因噎废食的毛病。

转轨时期的中国经济，自然不自然地在践行“破坏性开发”的发展方式。虽说资本自由化带来了散乱无序的民间游资，甚至是炒房团、炒煤团等令人头痛的附属品，但另一面或许是自由竞争、、行为激励、企业家精神等经济自由化的行为特征。民间金融近年来上了央行等国家部委的案面，最近的莫过于“穷人的银行家”尤努斯在中国掀起的新一股民间小额信贷争论热潮了，我们可以认为，资本自由化将成为中国经济下阶段努力的方向。

问题是，特权与强权过度干扰经济导致市场失灵与资源配置失灵仍然是中国大多数省市的一大硬伤。当初温州民资响应北京国资委的邀请，欢天喜地到了参与北京国企改制，结果呢？要么水土不服，要么半路夭折，原因便是强势群体在成本分担与利益分配上的霸权主义了，在他们眼中，宁愿两败俱伤，也不愿看到对方赚得盆满钵溢。相反，一个使人瞠目结舌的数字和事实是，近年来60%的民企并购案都以失败告终，许多民资（诸如倒塌后的德隆系）反成为国企并购的“盘中餐”，国企行政垄断态势的不松反紧引得一片嘘唏声。

我们不能总是充当着墙头草或嬉皮士的角色。资本积累阶段的民企或许曾采用了一些非常规手段，多少年后东窗事发，我们首先想到的不是昔日资本流动的不自由，而是这个企业主怎么样地不道德，这显然是有失偏颇的。最近扑朔迷离的“黄兴裕受查”风波再一次警醒，如果今日中国仍然对资本自由度不加重视，那么多少年后， 中国市场机制的软肋与民营企业家的所谓“原罪”依然将是经济健康运行的短腿。

这便是笔者建议将资本自由度纳入政府政绩考核体系的原因。早在1966年12月16日联合国通过《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后，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已达到基本共识，即政府应不遗余力保护和促进经济自由，保护和扩大个人、企业、资本的自由度。可惜那个时候我们正在搞文化大革命，就算改革开放甚至上世纪90年代之后，这一命题仍然有左右两派观点。事实上，目前形势已非常明朗，力促资本自由化不失为明智之举。

这一考核指标其实很有意思，它考核的内容不是政府与市场要素要多亲近，而是“有多远”，即削弱资本流动的行政管理色彩，改变对不同的资本流动实行非对称性管制的作法，而是注重企业的自生能力。林毅夫对自生能力的定义是，“在一个开放、竞争的市场中，只要有着正常的管理，就可以预期这个企业可以在没有政府或其它外力的扶持或保护的情况下，获得市场上可以接受的正常利润。”当然，“远” 主要是指行政部门收拢旁逸斜出的“蟹角”，而不是“置之不理”，相反，政府在促进资本自由度方面应做的还有很多，比如给予自愿交易、方式灵活的民间信贷以足够信任，给一些优质的民企在申请出口信贷时给予适当的政府担保等。

此类信任与担保可能同样转化为一种“裙带风险”，即行政部门与巨头民企的联姻或寻租。这就涉及到与资本自由度息息相关的另一个层面，即政治因素、制度建设、文化传统等。俄罗斯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转轨初期曾大力推行经济自由化和私有化，经济与资本自由度迅速提高，但多数国家现在大都面临着经济衰退或增长乏力，原因便在于这些外延但却往往起到关键作用的因素的制约。所以，在坚定推进资本自由化改革的同时，约束机制也不可或缺。

（10月31日下午于南方日报社）

年初的时候李雪健在一次接受采访时说他跟着儿子看超女，最喜欢纪敏佳，因为她的“三可”：，“可怜，老是上PK台；可敬，总上PK台但是她总是能宠辱不惊；可爱，因为她毕竟还是有实力的...”，这句话报道出来，网上到处转，许多文章标题干脆以《当李雪健爱上纪敏佳》制造噱头吸引眼球。

刚才看电视，第2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颁奖晚会。只看到李雪健领奖片断。虽然我们说，演艺圈是一个奖项泛滥的领域，但是无论大奖小奖，每个人站在台上是真话还是作秀，明眼人还是能分辨出来的。看李雪健老师的电影与生平事迹，确实令人感动，是那种平实的震憾，而非“朱军式”的。

对李雪健来说，话剧大师曹景阳（已逝）妻子的出场，确实令他意外。不过湖南卫视仍然念念不忘，乘机把纪敏佳给提拎出来了。给李雪健唠叨完“三可”的陈段子后，纪上台，献花、还有歌，当然是《酒干倘卖无》。

给人深刻印象的，则是老李给小纪同志的赠言，第一句就是“不要昙花一现，要好好学习”。李雪健说话慢，但很质朴，并且掷地有声。不管是演艺圈，还是其它什么圈，李的这句话是多么地有警醒意义呢。

昨晚CCTV6也有个直播的晚会，好像是第十五届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我觉得纯属娱乐。仅《张思德》一片就摘得了最佳导演、最佳男主角、最佳故事片三项大奖。不知道同台得奖的谢霆锋，看着这部“大片”，脑子里会不会浮现出“先进性教育”五个字，哈哈。

正如我写的关于尤努斯的文章中提到的一样，看杰出人物，不应用贴标签的形式，而应去捕捉一些细节。所谓“一粒沙里看世界，半瓣花上说人情”嘛。对于顾炎武，众所周知的是他“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的论点，梁启超把他思想归纳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八个大字。但我感兴趣的，是他在读书方面的一些细微之处。

顾炎武从小读书有个习惯，有一点心得就记下来，后来如果发现错误，又随时修改；发现跟前人重复的，就删掉。这样日积月累，再加上他从调查访问得到的材料，编成一本涉及政治、经济、史地、文艺等内容极其广泛的书，叫做《日知录》。这书被公认为极有学术价值的著作。

顾炎武绝不是个书呆子或纸上谈兵的人。“凡文之不关于六经之指、当时之务者，一切不为”（《亭林文集?与人书三》）。他主张经世致用。他认为明末一部分知识分子束书不观、脱离实际、游谈无根，“不习六艺之文，不考百王之典，不综当代之务”，弄得“股肱堕而百事荒，爪牙亡而四国乱，神州荡覆，宗社丘墟”(《日知录》)，是一种误国误民的不良风气。

这也是我以”博学于文、行已有耻“为座右铭的原因。

梁启超这样评论顾炎武：“亭林学术之最大特色，在反对向内的——主观的学问，而提倡向外的——客观的学问。”梁认为：“凡启蒙时代之大学者，其造诣不必极精深，但常规定研究之范围，创革研究之方法， 而以新锐之精神贯注之。”

真是一语中的。看看现在中国的学术界、传媒界，先不说“研究之范围”是否明确，“研究之方法”是否革新，只内容的乏善可陈与旧调重弹就令人不敢恭维。听听顾炎武是怎么说的吧：”（明代学者）无非窃盗而已”、“近代文章之病，全在摹仿“。三四百年过去了，我们又有多大长进呢？

这是十多天前的一张照片了。一直没顾得上贴上来。《南方都市报》10月16日A08与A09是连版。跨版横卧居中的是一幅9位“老广交”获颁荣誉证书的新闻照片。有意思的是，照片左半边五个人是黑白照，右半边四个人是彩色照。猛一看，你会以为是张“阴阳照”，莫非左边五人都已仙逝，模拟其生前领奖的样子与右边四位活人合影？哈哈。

原来A08版是黑白版，A09版是彩色版。因为它们各自下面都带着广告。而广告或黑白或彩色，在8版还是在9版，提前由定价决定好的，不能随意更改。于是编辑只好委屈上面的新闻内容啦。这是典型的新闻向广告让步的作法。我们不少同事”收藏“了那天的报纸，在中国的报纸史上，这样的”阴阳照“确实罕见。

收到《权衡》样刊，感觉还好。不过我最为欣赏的还是刊物的名字：权衡。就像当初天则所成立的时候，从“天生烝民,有物有则”中提取“天则”二字一样，权衡同样言简意赅、寓意深刻。

从编委到文中的大部分作者，都是国内知名的经济学者，我想这或许想去印证自称“中国权威学者和经济学人的经济文化纵深分析杂志”吧。然而，当我打开天则经济研究所的网站时，却在醒目位置看到两则关于《权衡》的启示，第一则如下：


因编辑流程中出现技术性错误，第九期《新青年 · 权衡》的内容与主编确定的内容有些出入，我们为此向读者道歉。由主编确定的内容见下面附录。

《新青年 · 权衡》主编： 盛洪 吴滨

第二则为：

一、《新青年·权衡》2006年第10期的出版未经正当编辑程序。

二、《新青年·权衡》2006年第10期版权页上署名的几位文字编辑早已于8月18日辞职并于8月31日得到管理层的同意，他们现在已不是《新青年·权衡》的编辑。

三、由于《新青年·权衡》合作两方发生严重分歧，在处理期间冻结《新青年·权衡》的编委名字的使用，在《新青年·权衡》2006年第10期上的使用为不当使用。

盛洪 吴滨
2006年10月9日

看来权衡多动荡啊。经济学人本应是一个比较容易结集的群体，为何如此多磨难。个中原因我不敢妄加猜度。无间翻读这份杂志的最后一页专栏，是余世存先生写的，标题是《官家主义的今世之旅》，副题是，“民间在相当程度上已经成为官家的一个副本”。这一标题或能折射一丝经济学人组织生态不尽如人意的原因吧。我纳闷的是，权衡的网站上其它文章都有，唯独余先生这篇文章没有上网。

顺手拿起电话，跟老余聊了几句。提了几句这篇文章的观点，我便将话题转到他的身体上，近来他身体不好，希望老余能尽快康复，继续给世人呈现更为精彩的《非常道》。

链接：权衡 天则所 余世存博客- 我一小文

确实是五更。凌晨4：50，与南都一老兄吃宵夜回来。MSN上竟然还有六个人。也不太敢打搅朋友们，怕都在忙。只与萧虹聊了几句。她竟然是半夜醒来后爬到网上的。可能女作家都这样。不过萧虹挺诙谐，她说她是“非知名女作家”。显然是谦虚了，她当年毕业一年后就出版了自己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后来佳作不断。可惜我少有时间去品读，甚至也忘了向她索要作品集。

宵夜是啤酒烧烤，吃起来真过瘾。不过给我印象最深的还是在青岛，吹着海风，啤酒烤肉，惬意至极。记得当时跟女友常光顾海洋大学门外一个地方，两碗混沌，十串烤肉，两个烧饼，加起来整好10块钱，但是却很有滋味。现在这种场景不会出现了，想起来真是有些留恋；在广州，去哪里喝混沌？更别说伊人作伴了。

朋友们许多都“婚”了。今天武汉的程兄发来消息，说他刚婚了。我骂了他一顿，“真是婚过头了，现在才告知消息。”我一直感激他。两年前他在当时的新周报，当时我还没有写过什么文章。我们只是聊，恰遇央行加息，他说你试着写个文章吧，我就写了。写后给他看，第二天他打电话给我，说用作新周报第二期的社论。而第一期头版是创刊词。我很激动。就有了继续写作的冲动，与他切磋笔名，最后觉得可以用东方愚一试。而这一试，并没了结束，至今我都用心经营着这个笔名。可惜新周报太猛，不久便夭折了。

媒体确实是个疾病高发行业。这周我不停地看书读报写字编版，夜里总是到三四点。身体确实受不了。我知道更多朋友都是通宵不睡的。比如梅新育大哥，我出去吃宵夜的时候，他才刚铺笔写一个文章。不过我还是觉得，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身体了。包括饮食习惯了。今天给小佩打电话的时候，她说要少吃芹菜多吃韭菜，我没问原因，可能是养生之道吧。

我是一个说话很直的人。从来都是。不喜欢装模作样。今天梅大哥发来他的一个博客文章，《陶渊明的情歌--—<闲情赋>》，看后我很惊诧。陶渊明还蛮奔放嘛，哈。“愿在裳而为带，束窈窕之纤身；嗟温凉之异气，或脱故而服新！”我觉得就像《走向共和》中对孙中山和李鸿章的展示一样，人就是人，有多面性，关键在于真实、率真，而不是装样；当然中国人看人喜欢用道德眼光，而不是拿事实说话，这是一种劣根性。

要睡了。看了一下天气预报，广州22-32度，青岛13-19度，北京6-16度，怪不得北京一朋友今天MSN的签名是“好冷好冷”。不过广州气温虽未怎么降，但冷气也有了，至少晚上睡觉，我不用再开空调或风扇了。

链接：萧虹作品

东方愚 上海证券报 专栏

头顶一个和平奖，手捧自传小说《穷人的银行家》，到处招摇、走穴，所执掌的格莱珉银行的小额信贷模式一时间再度于全球掀起旋风。来了中国，一副大佬风格，演讲时喜欢用一些自造词汇，被北大叩请为名誉教授时一点也没有害羞的意思──这便是如今的当红“诺星”尤努斯。

李允成何许人也？山东济南近郊一个与尤努斯年岁差不多的老农民也。他没有尤老头儿那么风光和广为人知，但也足以令许多银行人士汗颜──从1992年开始做小额信贷，李允成创造了连续十几年没有呆坏账的民间借贷神话。法国科学院经济学家、巴黎大学经济学国家博士裴天士称其为“伟大的经济学家”。

仔细对比，会发现尤李两人的信贷原则有许多相似之处。比如李允成优先考虑熟人、多层次提保，这与尤努斯的“五人连保”旗鼓相当，再比尤努斯用500个塔卡（约57元人民币）就能救助一个孟加拉穷人，李允成同样用“救急为先” “小片割肉不疼”等听起来土不拉叽的原则来实现救助与风险控制。

我感兴趣的是两人的一些细节。比如尤努斯，大家只知道他为700万穷人提供总额过53亿美元的无抵押小额贷款，其中50%借款人因此脱贫，但鲜有人知道，他自己“发明”了一个测量是否脱贫的系统，包括必须有一个家庭、清洁饮用水、75万塔卡的储蓄、上学的孩子等；再说李允成，除了把钱贷出去一部分，自己还要买一些保险，存银行一些，用他的话来说“这叫三足鼎立，抵消风险”。

把孟加拉名人尤努斯奉若神明而淡漠本土农民李允成，把小额信贷数字化、概念化而淡于像尤李的一些“信贷小技巧”，英雄主义情怀与眼高手低的作风再一次被中国人演绎到了淋漓尽致。传媒上充斥的几乎全是“仙人尤努斯”的模子和“贷款是一种人权”的情绪化表达。相比之下，最近一期的美国Newyorker杂志用了两万余字的篇幅加《Millions for Millions》这样一个性感的标题来写尤努斯和小额贷款，你通读全文会发现，文中全是朴实的细节描述，几乎没有一丝夸张或顶礼膜拜的语气。

其实我们往往比别人要慢那么半拍。当尤努斯的银行模式在海外受到重重质疑时，我们才刚开始对其的顶礼膜拜。纽约大学公共政策研究所的乔纳森?默多克教授很早就对尤努斯的发展模式评价说，“信用不是万能的”（credit alone is not a panacea）；而到了中国，一些人跳了起来，站到道德的高度，痛斥社会对穷人的信用有偏见。

罗马不是一日建成的。不过就算中国的政府部门、银行机构等对穷人抱以足够的信任，就能真正使穷人脱贫吗？尤努斯搞的可以说比较成功了，但自始至终总有声音批评说：农民真正需要的并不是多少塔卡，而是住户、社会保障、公共卫生、教育等方面的服务。或许这也是老尤自创“脱贫测量系统”的原因之一吧。

有统计数据显示，目前中国的农村小额信贷规模共计2200多亿元人民币，但按照联合国计划署的标准，中国目前真正意义上的小额信贷仅有10亿元。原因何在呢？ 因为由农业银行和农村信用社发放的政策性贷款算不上真正意义上的小额信贷。相反，就有这10亿元规模的小额信贷规模中，有的地方贷款收回率能超过90%，有的却不到10%，更有一个子儿都收不回的。

农民脱贫与小额信贷的不力的根本原因，不在于政府部门的关注力度不够，而恰恰在于干涉的太多了。干涉越多，效果越差，这几乎是条铁律。另一方面，政策风向一有风吹草动，各地政府便可能蜂拥而上，比如当初说要成立小额贷款机构，一时间遍地都是，有的直接就在政府大院，有的是民间性质、政府运作。

我们无法得知，中国央行副行长吴晓灵与尤努斯对话之后，会不会再度引起地方政府的一股“小额信贷旋风”。我们只知道，包括格莱珉在内的一些国际小额贷款机构，现在正在考虑转型。比如迈克尔和苏珊戴尔基金会、美国乡村基金会等。国际小额贷款可能考虑到在资本市场上募集资金，而不再信赖捐赠，我们呢？仍是乐此不疲于窝里斗吗？

最近一斯的英国Economist杂志中一篇关于中国农村的文章第一句就很辛辣：“尽管政府采取了系列帮助穷人脱贫的措施，但农民们生活还是很窘迫。”所谓事倍功半，大抵有就这么个理儿。在我看来，与其费尽周折去重新构建一套促进农民增收的新体系，不如切实落实现有或准备减少农民支出的一些政策和措施。比如我们吆喝了多少年的农村免费义务教育、农村免费医疗救助等等；要知道，让一小部分社会资源向贫困人口适当倾斜，给贫困人口以住房补贴，并在用水、用电等方面给予优惠，让其少掏腰包，其效用要远要高于小额信贷机构的运作。

这并不是说小额信贷模式的重构我们不用搞了，而是说我们不能再搞“大跃进”了，在当下看来，它仍然只能算做是一种“次优选择”而已，自上而下行政推动或是大一统的信贷模式在中国行不通，一来，盈利动机与投机心理不会有什么改观，二来部门掐架与干预甚至挪用扶贫信贷现象丛生，二来，像经济适用房被富人们买走一样，小额信贷过程中的搭便车行为严重。

这也是我看到尤努斯后想起的缘由，我习惯把他称为“中国的尤努斯”。虽然现在看来两人的分量太过悬殊。尤努斯不愿与世行合作，为啥？就因为“吃人家的嘴软”。李允成同样不愿意接受一些强势者的“合作请求”，不搞标会式运作，不掺入一丝行政血液。他们成功了──当然，是在自己特有的土壤上成功了。

尤努斯像“超级女声”，继续在中国舞台上走着猫步，并不断妙语如珠（其实是陈词滥调，如“贫穷博物馆”）。他的中国粉丝们欢呼雀跃，以为是救星来到。比他小两岁的李允成除了在前年11月联合国发出“2005国际小额贷款年”的号召和去年初吴晓灵为地下金融正名的氛围中被媒体挖出来当了一阵子“信贷明星”后，就再不怎么被世人关注，据说他现在准备偃旗息鼓了。他像尤努斯说的“贷款是一种人权”一样，给了无数山东农民“人权”，他的“人权”又有谁来保护呢？

（东方愚10月25日上午于广州五羊新城）

网上的垃圾似洪水泛滥，家里的书刊堆成了山，办公室简直成为印刷车间，信箱里每天的南日、南都、南周、21经济等报纸甚至来不及翻上一翻。

这就是信息社会现代人的真实的生活写照。如此情景下，读什么都不成问题，成问题的是你怎么读。有多少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舍得放弃多少。

真觉得时间不够用，可是回头我们发现，浪费的却不少。当然给自己压力太大也不好。可能会让你突然间灵感停滞、情绪躁动。

晚上下载了近一期的Economist看。其中有一篇文章也是谈中国企业利润率之争的，我前几天关注后写了个短文，但感觉乏善可陈。遗憾的是，这篇名为“Profitse e and prophecies”（利润与预言）写的毫无新意。

这两天睡觉前看梁启超的《李鸿章传》，和洁尘的电影随笔《黑夜里最黑的花》，两种不同的风格，渗和在一起，感觉不错。

听说北方现在很冷了，青岛也是。而南方气温现在仍是高居30度不下，晚上睡觉，我仍铺着凉席，开着风扇（空调太费电），早上起来发现有些凉，毛巾被牢牢地裹在了身上。床上的书和报纸，被我蹬的到处都是，李鸿章也被蹬到床底下了。

链接：《经济学人》下载地址

本来Fans甚众的尤努斯自从得了诺奖后，一下子被捧上了天。

他的自传《穷人的银行家》销售量一路飙升，吴士宏因隐退三年而突然成为此书译者再次成为明星，不过这次的名号不是“打工皇后”，而是“公益大使”。有意思的是，昨天尤努斯都受邀来中国谈和谐社会了......

搞笑的是，谈了多年的草根金融及小额信贷问题，又一次原原本本地被拿上桌面，专家学者开始评析，仍然是换汤不换药，毫无新意可言。

其实中国也有尤努斯，就在民间。我在以前的《正视民间金融的草根诉求》一文中提到过，济南近郊一个农民李允成却创造了12年没有呆坏账的民间借贷神话，法国科学院经济学家、巴黎大学经济学国家博士裴天士称他为“伟大的经济学家”。然而，鲜有人对李允成有印象。

要怪只能怪诺贝尔？还是怪我们作祟的英雄主义情怀？

又是凌晨三点半了。最新一斯Newyorker的封面文章正是尤努斯，文章标题Millions for Millions。长达两万余字，我花了近两个小时看完，也是看一节忘一节。不过好在每一个细节都是客观的描述，而非像国内媒体一样，把尤努斯奉若神明。

链接：Millions for Millions

文/东方愚

在当下中国经济急速转轨与价值多元的年月里，我们多不缺乏争辩的话题，也不缺乏争辩者，更不缺乏争辩气势的磅礴，我们缺的是争辩的根基与清晰的着力点。
  
经济问题的争论很难说谁输谁赢，关于中国企业利润率的争论告一段落了，持不同观点并曾“掐架”世行分析师与新桥投资集团的单伟建的各抒已见我们记忆犹新──前者强调将研究主要建立在企业储蓄等国民核算账户的宏观数据基础上，“投资收入”与“补贴收入”无碍大局，后者则一再声称企业储备不能说明资本回报率，利润总额不代表净利润。

这是一场学术争论，更是一场宏观派系与微观派系之间的较量。企业利润率既受国家的政策走向、总需求等宏观要素的影响，又与土地、资本等投入要素息息相关，加上中国数据难以精准量度，以及市场势力等寻租阴霾的丛身，争辩从一开始就注定将不了了之，不过，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是，我们应该如何审视宏观经济与微观福利之间的衔接瓶颈？

首先是技术上的瓶颈。比如如果一开始的模型就建立在国家统计局等机构的宏观数据之上，然后进行剖析、推导，这样做虽说宏观大势可判断个梗概，但如果要得出微观的结论估计就难了，一不小心可能形成“空对空”的陋习，即使论据是多么充分；另一种情形是，以微观的财务评估为基础上判断中国企业整体的投资效率，这样做的危险性在于忽略了要素价格扭曲的可能性。

如中国社科院刘煜辉博士所言，微观上一个项目的投资回报率高得惊人，但在宏观上却可能是不经济的。从1998年～2005年，我国国有和规模以上非国有工业企业资产利润率从1.34%上升至6.05%，净资产利润率更是从3.70%强劲上升至14.39%，然而我国企业的投资效率是不断下降的。

第二种瓶颈是意识上的。就算将不同行业与企业间市场准入、税收等优惠政策的参差不齐考虑在内，也将土地、资本、劳动力等要素考虑在内，却也并不能保证所得综合数据能真实反应企业的盈利能力，一些不易被企业利润率的模型囊括的微观元素，可能会通过对改变企业决策者或企业员工心理预期影响或左右企业的竞争力与盈利的可持续性。

比如常被我们淡漠的薪酬公平问题。近年来我国企业的薪酬与福利大幅增长，但薪酬差距也与日俱增。一项调查表明，国企经营者年薪是员工平均工资的13.6倍，最高差距达50倍，这个数字还在不断变大。盈利能力是一个动态的概念，而非一系列指标的堆砌，计量模型能把一箩筐指标给处理得精益求精，却无法把心理因素给如实量度。

重宏观大势、轻微观变局，这是关于中国企业利润率争辩结我们的教训之一。延伸来看，利润率之外，中国宏观调控也频陷类似囹圄，比如抑制房价、拉动就业等方面的宏观措施，落地时的微观福利已大打折扣。除却受强势利益群体的干扰因素外，忽略微观行为主体生存状态与利益诉求的多样性，也是重要原因之一。

获得200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菲尔普斯主要成就之一，就是从不完全信息与心理预期出发，为宏观经济关系提供了一个严谨的微观分析基础。当下，包括企业利润率、宏观调控在内的中国事宜，最大的问题之一便是宏观政策无法与微观福利实现顺畅与高效的对接。如此来看，有必要让费尔普斯教我们如何争辩，如何盘算中国的财富大势了──微观福利是宏观变迁的度量衡。

（东方愚10月22日下午于南方报社）

10月21日，打车。几个哥们儿在车里又说起广州治安。见司机师傅脸色难看，以为生病。一问，才知我们说到他的伤处了。

18日到20日，连续三天晚上出车，他都遇到了抢、砍、枪等事件。司空见惯的他本无意，反正乖乖交了钱，一般没啥鸟事。可是他是个特例。18号被抢，19号被人用枪指着脑袋，又被抢。20号被人用砍刀架到脖子上，再次被抢。歹徒下车的时候，顺便用刀背“温柔”地来了一小下。

他让我们看他的伤，我知道他心里更伤、也害怕。他又说到他是从河南过来跑出租的。赚了点小钱，让媳妇也过来。媳妇过来那天，他到广州火车站去接。谁知她刚刚出站，就被俩人一挤一推抢了包去，他眼睁睁看着这一幕的发生。

这样的事情天天都在广州发生。非危言耸听。

然而，有关部门非要指责以“危言耸听”的罪名。广州市某领导此前的一次内部会上说：“广州治安并没那么恐怖，主要是因为广州媒体比较透明，十起事件报了七八起，内地可能才报了一两起，你说谁的治安好？“

最近一次，应该就是在上述那位河南司机师傅连遭劫数期间，广东省某领导在内部会议上说了一句名言：“既要讲新闻规律，又要讲新闻纪律，并且要把新闻纪律放在前面；既要讲社会监督，又要讲政治影响，并且要把政治影响放在前面。”他指的是明年的政府换届。

这是个童话般的世界。

刚从当当上买了几本休闲类的读物，嘿嘿。

编号 货品号 商品名称 原价 订购数量 折扣 销售价
1 李鸿章传 10元 1 97% 7.76
2 黑夜里最黑的花：洁尘电影随笔 39.8元 1 97% 27.65
3 暗地妖娆：一个唯美女作家的电影随笔 19.8元 1 97% 9.6
4 谁在黑暗中呻吟/朗朗书房·电影场 19.8元 1 97% 15.33
5 你走神儿不如我走神儿 22元 1 70.91% 15.6
6 搞掂广州话（VCD） 12元 1 97% 6.69
7 徐小平：仙人指路 28元 1 97% 14.74

最近喜欢上了话剧。可惜南中国不像北京，话剧氛围那么浓烈。虽然对话剧的认识与了解仅限于中学课本上的片言只语，但却从未消减对其孜孜不倦的追逐。

一直想看《最后一个情圣》，可惜徐峥、陶虹没能来广州也秀上一把。现在就是想看，就是飞到北京，也没那么福分了。

谁若能解我这份馋，哪怕给我个有效的BT下载地址，我将不胜感激，哪天来了广州，定以上等的靓汤宴请：靓汤一上上两碗，喝一碗，倒一碗，以表畅快；嘿嘿。

文/东方愚

前不久，浙江横店集团将异地重建圆明园的新闻闹得满城风雨。据媒体报道，横店集团将筹资200亿元，以1：1的比例，在东阳横店复建占地6000余亩的圆明园。一时间褒贬纷至沓来，然而诸多争论大都是从历史、文化及艺术的角度出发，却鲜有人深究闹剧导演者的真实目的。

一场打着公益旗号的愚人游戏

横店集团号称是影视娱乐业规模最大的民营企业。2005年，横店集团实现销售总额147.5亿元，企业总资产达到166.68亿元。横店集团与时代华纳及中影集团合资组建的中影华纳横店影视有限公司投入巨资建设的“国家级影视产业实验区”，成为国内影视行业迄今唯一的国家级“特区”，“中国好莱坞”已初具规模。在资本市场，横店同样出手不凡，由G康裕（000739）、G刚玉（000795）、横店东磁（002056）等A股上市公司组成的“横店系”初现端倪。此外，横店还拟将旗下影视娱乐业务在海外上市，争当中国首家海外上市的影视企业。

但是，6000亩、200亿元——重建圆明园一开始就给人虚张声势的感觉。首先，这项美其名曰“重现历史恢弘”、“鼓舞国人志气”的浩大工程最佳落地处“恰巧”就在横店本地，这显然难以自圆其说。其次，6000亩计划用地规模远远超出当地政府的审批权限，得到中央批准的成算几何？再次，集中国古代园林建筑之大成的圆明园，仅建筑设计就是一个巨大的工程。横店如果真想再现圆明园之美景，应先掏十亿，请海内外专家设计、论证，有了全套的设计才谈得上选址和预算。看现在的势头，重建圆明园将是“边设计、边筹资、边建设”的“三边工程”！最后，也是最关键的是：横店围绕圆明园项目构建的利益框架——以浙江华夏文化发展基金会为融资平台。

围绕这一事件的利益关系，从一开始就显得扑朔迷离。笔者曾两次致电横店集团，被告知重建圆明园的不是横店集团，而是浙江华夏文化发展基金会。这一基金会是今年6月初由浙江省文化厅、民政厅等部门共同推动成立的一个筹资机构。此后，此机构又拉扯上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与其签定协议，共同设立了中国圆明园文物保护专项基金，向海内外公开筹集重建圆明园需要的至少200亿元的资金。据悉，浙江华夏文化发展基金会是公益性质的，资金来源主要靠社会捐助，辅以专项投资。募集资金将以股权投资形式注入浙江横店中国圆明新园有限公司，基金会的股权投资收益将用于海外国宝回购等。

这一看似完满的路线图却有着难以克服的缺陷：

首先，是基金的主体可疑、责权混沌。公益基金在管理方面有一整套国际惯例：一般由国际顶级银行做受托保管人、由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全程审计，职业化管理团队的一言一行都会受到严格的监督……而浙江华夏文化发展基金会由横店集团原董事长徐文荣发起成立并担任理事长，以公益旗号募集到的资金将投入与横店关联重重的交易中。圆明园建成后恐怕还得以为横店创收为首要任务。这就好比一个癌症治疗基金的管理人自己开着个肿瘤医院，而接受基金资助的病人必须把钱花在那家医院里。这样的“公益基金”会被捐赠人接受吗？

其次，在环保、贫困人口、教育、医疗方面还需大量投入的情况下，捐赠人是否会将钱投给横店建个假景观？慈善、公益类捐助不可能唱主角，以赢利为目的的投资机构更不可能为这种“三边”项目烧钱。那么，谁会为这场打着公益旗号的愚人游戏埋单呢？横店心里最有数！

横店好梦如何成真？

从现实的角度看，200亿元资金如何到位？

通过华夏文化发展基金会的安排，实力强大的横店已把自己摆在只赚不赔的位置。美国华纳等“老江湖”也不会轻易投入重金。真正承担重任的是政府、银行和“拉郎配”的公有制企业。曾因《鸦片战争》的拍摄而在横店“无中生有”造出个“广州街”的徐文荣，此番难道会给自己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横店的如意算盘是：先以宏大的计划取得地方政府的支持，同时圈占大片土地；然后大造舆论，把重建圆明园包装成中华振兴的象征。然后，一方面要挟中央政府批准其用地计划，另一方面吸引“手头富裕”、不明真相且对未来通过关联交易套利满怀憧憬的民企入伙。有了土地和启动资金（比如说3亿、5亿），就可以编造一个一期工程投入10亿的规划。7个亿的资金缺口自然由政府“协调”银行来解决。圆明园局部建成后，就可接待海内外剧组和观光游客，继续大造噱头、吸引眼球，再视情况陆续上二期、三期……最终，园子造成什么样不知道，银行贷款如何偿还也说不准，反正横店是名利双收了。

横店的美梦就是以民族感情为卖点，以全方位炒作来“忽悠”政府，让银行资金挑大梁，最终受益的是自己。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一度引起广泛关注的贵州微硬盘项目不能不引起各地政府的警醒。在这个项目中，多家商业银行累计发放的11.75亿元贷款，就有8.7亿元变成了不良贷款。政府想通过这个项目实现产业升级，但仍难控制阴霾丛生的态势和资本链断裂的后果。毕竟，一个项目气势再恢弘，也总要到市场上去接受检验。

200亿建个纯商业化迪斯尼乐园还有一点可能收回成本，而且建设运管都得由有成功经验的国际集团接手。而以往的事实证明：国内假景观、缩微景观的收益都不理想。

对于横店造园项目，我们可以这样简单推算：200亿元中140亿为25年期贷款，年息5.5%，每年的还款额为10多亿，加上所得税等因素，每年的支出将更大。园子造成后，如果净利润率为20%，则每年园子的收入须达到50亿才能收支持平。这简直是无法想象的。

振兴地方经济、就业率、GDP是各地政府的兴奋点。而微硬盘、汽车、圆明园这样的大项目对急于出政绩的官员具有不可抗拒的诱惑力。问题的根源在于：现行对地方大员的考核方式存在漏洞。出了政绩就升迁、干砸了拉倒，微硬盘之类的项目还会不断在各地冒头。此次横店抛出的“圆明园”是对政府智慧的又一次挑战。

(刊发于11月期《中国商业评论》，编辑：李彤，原标题：横店造园：挑战政府智慧

这是一场悲剧。一对结婚十年的美国夫妇，波特和姬特，二战结束后，夫妇俩和友人雷纳一起来到北非撒哈拉旅行。波特对雷纳很警惕，姬特则因为雷纳的俊美热情有一种出轨的预感。

到达北非的那天，波特说，我们是旅行者，不是游客。雷纳问，这有什么区别吗？姬特说，游客是观光后回家的人，旅行者就可能再也回不去了。结果让她给说对了。波特后来死在了撒哈拉，死于霍乱。

在此之前，婚姻里危机四伏的波特和姬特各自出轨，波特嫖妓，姬特和雷纳上了床。在两人重新走近、亲密、确定彼此是自己的爱后，波特撒手而去。姬特因剧痛而神智恍惚，跟着一队骆驼帮走进了撒哈拉沙漠的深处，成为帮主的女人；后脱离骆驼帮流浪在非洲集镇上，沦为乞丐。最后被美国大使馆找到。人还是那个人，但灵魂已经脱窍了。

我为其中浸淫的某种情感触动。于是半夜起来写博客。

正如洁尘所言说，波特和姬特共同的问题在于，相爱太深而不自知。公开的爱情形式，比如婚姻，像舞台聚光灯下的区域，因为明亮和被注目，彼此也许反而看不清细微的表情，两人只在一种轮廓中粗略地感受对方。波特和姬特的问题还在于，相爱太深而心生恐惧。爱一个人，总是非常痛苦和害怕的，怕失去的那一天自己也万劫不复。如果想自我保护，明智的做法是爱个大概就行了。追求爱情的广度，不要追求爱情的深度。

一个人的灵魂究竟会落脚在哪里？洁尘说，“也许，我们所生活的场景都是一种遮蔽。也许，你的所在和你向往的所在彼此是一种误会。有两种可能性，一是你生活在故乡，其实，你的故乡并不在这里；再就是你以为是异乡，却原来就是你的故乡。”我想，走出遮蔽阴霾的最好办法，便是享受宁静、知足常乐。

建议朋友们网上搜一下，把这个电影下载下来看一看，值得。

一个是原国家统计局局长，一个是个杀人恶魔，是巧合？是童话！

南方日报记者杨曦 摄 拿报纸的人是俺，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