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愚 减法生存

祝贺静茹同学5月7日香港红馆个唱如愿以High。

《夜夜夜夜》是我喜欢的一支曲子（作曲熊天平）： 音乐 熊天平版 齐秦版 梁静茹红馆版

5月末到香港去。

不久日报将增投上市公司版，我可能调作这一版的编辑。以后大部分的工作时间，都要与上市公司及相关机构打交道了。

刚商量了要做实盘赛、机构专栏、红黑榜、财经博客、人物访谈等栏目。压力很大，但我想，是挑战同时也是机会。

至少空间比较大，栏目可以不断修正，可以大胆去想去做，形式与内容都可突破原先的囹圄。我将十分努力，也会倍加珍惜这机会。也希望朋友们多支持，也可考虑合作。

再次推荐 湖南投资（000548）。

一份报纸的采访部主任在自家报纸上赫然写下一篇近似宣言的文章《我们拒收红包》，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

正常的反应是“不会是中国的报纸吧？”猜对了，这是4月22日，马来西亚《星州日报》上的一篇短文，作者是星州日报在印尼的采访部的主任陈莉莉。

可能在中国读者看来，陈文最后“身為星洲日報的記者，決不讓金錢腐蝕新聞專業操守和道德，更不能讓星洲日報的信譽因我們的貪小便宜而招損。”的信誓旦旦状，显得有些“逗”。但换个角度来想，敢于在报纸上如此承诺，是需要很大的勇气的。尽管就像陈在文中提到，有印尼本土记者告诉她，送红包是說明“印尼華社的文化”，让她遵守，但她还是做出了拒收的承诺，并且是作为一个团体的代表发出的声音。

没有人会认为陈莉莉是在装B；就算是在装B，在中国，也没有任何一家报纸，有胆量如此装B。

这使我想起了最近我的浙江横店之行。因为在专栏文章中质疑横店集团的资金链，被他们高层看到而邀请我过去“看看真实的横店”。去之前朋友们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要经得起金钱与美女的诱惑啊”。从横店回来后，有不了解我脾性的网友，看到我在博客上没怎么提及横店的问题，又半开玩笑半认真地问我是不是被人家用红包给“堵住了嘴”。这显然很荒唐，我虽然不会像陈莉莉一样慷慨激昂，但轻重缓急还是非常明白的。对于成长中的年轻人来讲，没有什么比自己的品格和能力得到你的“对手”，特别是力量悬殊的对手的尊重更值得欣慰的了。

在横店呆了一天半，除了到影视城草草参观了几眼后，其它时间就在宾馆呆着（当晚还针对娃哈哈事件写了《宗庆后面临四种选择》一文 ），期间与横店集团负责资本运作的副总裁徐文财老师（集团中层和普通员工对其的称呼，因为他之前在浙江大学教书的时候就曾来横店做报告，人们习惯了称他为徐老师）交流了两个多小时。徐文财是学者下海，虽然现在是风云人物，但仍然有学者的影子——直率、朴实，所以交流就显得很务实。包括横店现在正在上马的一般民企无法企及的军工项目，他都一一相告。

令我欣慰的是，我之前在文章中质疑横店集团“200亿重建圆明园”之资本运作，所做的分析是对的。这也是我在与徐交流时，他唯一避开的话题，不过他说了一句，但恰恰也是非常重要的一句，就是重建圆明园所用的地，到现在都还没批下来。

之所以没有再就横店集团撰文做案例分析，是因为现在做的一些技术分析，还不到位，我肯定还会写的，个人认为，横店集团运作手法的特殊性，从一定程度比娃哈哈还具有代表性，借鉴多多，阴霾亦不少。不过此此横店之行，无论横店集团的高层，还是普通职员，给我的印象均是务实、干脆。有朋友说，之所以他们没有试着送红包，是因为觉得我不是那种对红包感冒的人。我想不排除这种可能，毕竟大家都有个试探的心理在。

不扯了。4月23日是世界读书日。与朋友们互励共勉，多读书，多读好书，学会鉴别好书。这几天在完成此前搁浅的一个工作，就是对比《世界是平的》《世界是平的吗？》写个PK性质的书评，仍放上海证券报专栏上。五一期间玩乐之余，要读一下《香港金融业百年》。一是全面了解一下香港金融业。二是熟悉一下作者—冯邦彦。书买来后才发现冯是暨南大学经济学院院长，不禁窃喜，五一回来后，一定要到暨南大学“采了他”——作一人物专访。

链接：陳莉莉：我們拒收紅包 冯邦彦：香港金融业百年

虽然在外地，但还是会关注一下广州本地的新闻。早上与横店的徐副总喝完茶，回到酒店，有一喜一悲两件事。喜的是，天威保变（600550）今天突破了49元，就要冲50元了。悲的是看到南方都市报的新闻，昨天（4月12日）下午，一名三岁女童被车撞倒后，司机倒车，把她碾死。虽然这种事许多地方都发生过或发生着，虽然这次肇事者想跑没跑成，被抓住了，但实在太残忍，幼小的生命却就此画上了句号。

链接：还我孩子

清明时节，雨，果然纷纷。

今天，收到北京老李，上海沈老师，还有杭州小邓等好几位朋友的友好提醒，说写企业案例式评论，要注意风险，笔墨官司不打，人身安全更得注意。

他们指的是我在上证报上的PK专栏。虽然由于能力有限，在资本链分析方面非常肤浅，但许多话，企业可能同样很不愿意听。

小邓说，不是所有的企业都像横店一样，虽然生气，但很客气，甚至邀请去实地探访。邓兄弟说的对。就像准备明天见报的专栏文章时，查到并得知了碧桂园许多事情，一些不便于写出来，就是写出来的寥寥几笔，他们如果不高兴，“修理”我一下简直太容易了，我在广州，他们也在。

在广州，媒体记者挨打成为家常便饭。不久前一个同事在自家楼底下被打成重伤，几天前，我的邻居，南都的一个记者兄弟也被抽了几巴掌；巴掌自然是最轻的了。

不是胆小怕事，确实得学会保护自己，保护自己不等于委屈求全，我是个性情中人，直来直去，改不掉的。

（1）我不是什么学者，对“平民经济研究社”未经本人同意，加上本人的名义并称“联名声援易宪容”的行为表示愤怒。

（2）对“平民经济研究社”这一组织的相关负责人未经本人同意、而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主观臆断本人的观点表示愤怒。

（3）对私自利用本人肖像制作成各种图片的个人与媒体，表示谴责。

（3）建议有关媒体在转载或采访相关事宜与内容时，不要偏听偏信，在炒作的基础上轮番炒作。

我的下一篇专栏文章的主角，将是娃哈哈的花甲常门人宗庆后。宗庆后比较专断（娃哈哈公司不设副总便是细节之一），不过他的专断或许源于为了求稳，比如当初健力宝事件时，当三水市政府想让娃哈哈接盘而李经纬劝阻时，宗庆后并没有冒进，而是选择止步；张海后来的横空出世是后话。

不过，他的一些策略究竟应该叫做“稳妥”还是“僵化”，坊间争论到现在还是比较激烈。宗庆后在娃哈哈集团中至少扮演了三个角色：国资背景的职业经理人、合资背景的公司高管、民资背景的企业主。这种复杂的股权结构至少牵扯到娃哈哈、法国达能、杭州政府三方主体，这无疑是宗庆后最为头疼的。不久前关于宗庆后想让女儿接班的新闻传的沸沸扬扬，而能否顺利接班无疑也与娃哈哈的股权结构息息相关（在2000年的股权改制中，娃哈哈管理层和员工获得55%的股权，其中董事长兼总经理宗庆后持股30%，其余仍由杭州市国资委持有）。

作为人大代表的宗庆后在今年两会上的提案范围比较广泛，我比较关注的是他关于限制外资并购的呼吁，我想这也应当是他所有提案中的重中之重。同为全国人大代表的浙江省副省长金德水不久前谈对外资并购的看法时说，政府不会加以干涉，因为外资并购“属于企业行为”，这种说法令宗庆后心里不爽，遂于南存辉在两会上上书限外。

20岁的娃哈哈，60岁的宗庆后，向左走？向右走？因为长期以来关注外资并购，所以下一篇PK专栏文章，拟定选择的PK双方，一个是宗庆后，另一个可能是法国达能亚太总裁范易谋（达能最近行动也比较大，增持汇源果汁股份，马上与蒙牛成立合资公司..），或是万向集团的鲁冠球。鲁冠球因为在海外尝到了甜头，所以在外资并购事宜上与宗庆后持相异的观点。.

本月末下月初将到北京、上海、横店、杭州出差，正好到杭州的时候可以去娃哈哈一趟。

在看娃哈哈的一些材料的时候，知道我所在的广州市，竟然还有一个所谓“黄埔军校—企业掌门人缔造营”，宗庆后等都曾受邀去讲过谭。这个“缔造营”的负责人叫苏建诚，我上他的个人网站看了看，感觉怪怪的，我感觉他跟ICXO的丁海森有点像，丁海森是怎么在江湖上混的，内行人及不少传媒人都很清楚，以前曾拉蒙代尔来搞什么品牌榜，现在蒙代尔不来了，又请了牛津的其它“大师”；我去年6月去北京时，顺道在人民大会堂里帮南方报业集团领几个什么品牌几百强的奖项，幕后操作者正是丁海森，他的手笔还有《蒙代尔》的系列排行榜。说创意是真有创意，说是个大忽悠也甚为合适。

现在写评论与专栏，倾向于以财经人物与商业人物PK的形式评述，难度非常大。甚好周围有不少朋友，能提供不少素材与建议，很是欣慰，比如资本分析师李彤老兄最近正在解剖汇源果汁；而与所写PK人物主体或所执掌企业的接触，则又能增加文章的厚度。纯粹的书斋写作方式，已不适合这个年代。

链接：宗庆后提案限外
达能在华投资路线图
网络上关于宗的看法

横店集团的人挺有涵养，这是今天给我留下的印象。

去年我在《中国商业评论》上质疑横店资金链的文章是导火索，今年2月15日又在上海证券报上写了个专栏文章《吴英与徐文荣：同乡不同命的财富寓言》，他们显然是不愿意了。中午的时候横店集团新闻中心主任施先生打电话过来，交流此事；没有太大的火气，而是邀请我有机会到横店去做客，这一点令我很意外。

另一点令我意外的是，两个文章主要内容都是对横店集团资本运作方式的拷问，然他们对此并不足够关注，其最为关注的是，把徐老爷子与一位几个月起家、不久就被警方调查的女流富豪相提并论，“我们是一家有几十年历史的企业，这怎么能扯到一起呢？！”

这显然是一种情绪化的忿忿之词。资本运作方式与企业历史长短的关系大吗？他没有回答。

去年就有到横店深入采访的想法，最后未能实现。今年看来得择日去一趟了。也得到四五月份了。

上海证券报上的PK专栏写了三期，资料收集及采访的难度非常大，不过见报后，总有意外收获。这是动力，更是压力。

PK专栏，放到了网站上：http://www.pkweekly.com

下午买了本杂志《看天下》，是宁夏日报报业集团下面的。上次听南风窗一朋友提到，今天就顺手买了本看。虽是文摘，但选题感觉还真是不错。比如这期的“《时代》与中国80年爱恨情仇”、“重温马丁 路德 金的梦想”“闹市中打造四合院”等，严肃中不失情趣。

有意思的是，我在网上查找《看天下》的网站时，发现广州日报报业集团下面有本《看世界》的杂志。不过看了一些文章，感觉不是特别有味道。而台湾还有《天下》，是本老杂志了。

晚上杭州一媒体朋友过来，一起出去喝茶，我听朋友详细介绍了一下杭州报纸市场的竞争态势，以及内容建设方面的一些情况，感觉受益匪浅。其中一点提到，如今钱江晚报、都市快报、今日早报、青年时报等媒体，同质化程度非常之低，他们在新闻内容方面一些标新立异的作法，更是饶有情趣，吸引了我。我没有想到，竟然有都市报的国际新闻版，全是自己找原始选题，并且自己翻译的，而不是直接将新华社等一些官方媒体的拿将过来不仅如此，这些选题还要本地化，就是采用的国际新闻，也与本地有联系，采访对象要在杭州本地可以找到......

要给广州日报写一篇专栏文章，关于中小企业加薪的话题。晚上与梅新育大哥聊起来这一话题，争论自然仍然必不可少，他对垄断的支持，依然是铮铮有声。下面链接里的他一篇博客文章，可以了解下其观点。过些天想在本报做一个关于民营经济的访谈，访谈对象是梅新育与王志乐。

BUSINESSWEEK这期的封面文章我一直想读，可是现在一直没找到。网上几个电子版及PDF下载的网站，可能因为春节吧，也没有更新，真是急死我了。有好心朋友看过的，说一下链接，我在这里先道声谢了。

链接：《看天下》 《看世界》 台湾《天下》 BUSINESSWEEK ONLINE
梅新育： 虎狼在侧，不可自撤藩篱

昨晚在珠江新城旁边的头啖汤美食酒家吃年夜饭，瞟了几眼央视的晚会，真是觉得乏善可陈啊。
广州是花城，花市我竟然没有去参观，留了一点遗憾，也留下了与广州再会的机缘。春节后，或许马上就要调到北京工作了。

年夜饭归来，看到零点钟声敲响前，央视几位主持人没词找词、互相抢话、面面相觑的场面，真觉得够难为他们了。春晚已完完全全成为一个机械化的程式。刚看到春晚总导演金越在新浪做客时，这一尴尬场景的解释，可谓越描越黑。

每逢佳节倍思亲。不能回老家过年，偶尔确有一丝孤独感袭来。看着广州街头人烟稀少的冷清，会想起老家的热闹与温馨。老家有一习惯，就是在农历新年零点到来那一秒钟，点燃鞭炮，辞旧迎新。小的时候是父亲点，后来是我点，弟弟大了后，是我给他倒计时，他来点。然今年，少了一位”鞭炮先生“。弟弟晚上发来短信，让我很感动：“哥，虽然咱们不在一起，但心连在一起的；无所谓天南海北了，我还是会像往常一样，到零点点燃除旧迎新的鞭炮的，不过这次成我一个人了；哥，属于咱们的一年就要开始了，拍拍身上的灰尘，一起奋斗吧！”

春晚之外，如今春节另一个符号化的东西是手机短信。祝福与问候，在信息化时代，被群发、批发。千篇一律，乏善可陈。之后，或能记住短信内容之别致，却记不起短信发送人究竟是哪位。我春节还是习惯用电话给前辈与挚友拜年，今年更是学会说不少广州话，蹩脚的表达中，增添了一些情趣。

扫了一下这两天的媒体，我觉得特别好玩的是联合早报与东方早报。联合早报昨日的社论标题为《满怀信心共创新丰年》，颇有中国“新华体”与“人民体”的味道，看看最后一段：“在兴旺的狗年之后，我们迎来的是金猪。回顾过去一年，每个人都应该有一份满足感；展望未来，我们更有理由充满期待和信心。让我们随着春天的脚步，迎接姹紫嫣红的明天。”而今日东方早报，头条说的是上海领导班子出席春节团拜会的；标题为《展望新年 上海风雨过后是彩虹》，很有味道。

常说独乐乐不如众乐乐，但当客观条件不允许的时候，独乐乐更是有情趣啊，可以或盘点一下，或策划一下来年的一些事，哪怕听歌读书逛街，也挺有趣。男人最大的财富，正是孤独。

链接：春晚总导演金越解释春晚零点差错
联合早报社论：满怀信心共创新丰年
推荐文章：中美反差的房价引发的思考
即时新闻：中小型企业的薪酬水平将首次纳入香港政府的私营企业薪酬趋势调查。调查结果将成为香港公务员是否应加薪的评估标准之一。

广州报业呈现三国鼎立局面并非新闻。今日联合早报上名叫李气虹的物派员下面的这一文章列的一些数据可供读者们了解广州报业的竞争态势与市场情况。不过许多内部或说是急剧变革的信息，他并没有提到，可谓仍是皮毛之作。不过他文章提到了羊城地铁报，至少没有忽略窄化的渠道报的这一未来一大趋势。据悉，不久的将来，广深铁路报也会面世。

文/李气虹（广州特派员）

广东是中国大陆最早实施经济改革的省份，每日平均发行700万份报纸。广州报业最早实现市场化，成为大陆报业竞争最激烈的“战区”。去年10月，免费的《羊城地铁报》破土而出，对羊城报业格局又造成多大的震动？

　　1979年广东公开发行的报纸只有8种，到1998年已增加到130多种。1996年，《广州日报》获准成立大陆境内第一家报业集团。1998年，南方日报报业集团和羊城晚报报业集团同时挂牌成立，从此广州报业进入“三国时代”。

　　广州市委宣传部直属的《广州日报》，目前每天发行量为185万份，去年广告收入约达17亿1700万元（人民币，下同，约3亿4300万新元），在全国媒体中仅次于中央电视台，连续第13年高居全大陆报业榜首。

　　广东省委宣传部直属的《南方日报》在1980年代从事多元化经营，一度负债累累；为此，该报在1995年创办了子报《南方都市报》，参与争夺广州和珠三角城市群的读者。

　　到2001年，《南方日报》发行量已突破80万份，二十多年来成为全国发行量最高的省级党报。在许多地方，党政机关报只在资料室的报架上看到；《南方日报》、《广州日报》却是在大街小巷报摊上摆卖的主流媒体。

　　《南方都市报》创刊后，似乎有重演90年代《羊城晚报》席卷珠三角城市之势，2001年发行量就达到103万份，去年广告收入也超过13亿元。《南都》的出现，牵动了广州日报和羊城晚报两大报业集团，分别推出《信息时报》和《新快报》，作为阻止《南都》扩张的战略性产物。

　　2005年，南方日报报业集团更名为南方报业传媒集团，旗下拥有《南方都市报》、《南方周末》和《21世纪经济报道》为核心的报刊系统，瞄准并抢占全大陆市场。

　　在三大报业集团中，羊城晚报报业集团最尴尬，面对南方报业和广州日报两大报业集团的夹击，不得不采取守势。2002年新社长梁国标上任后进行改革，放弃了珠三角和全国市场，自我定位为广州及周边地区的城市报。

展开“文化北伐”

除了广州和珠三角等经济发展较快地区外，广州报业媒体也积极向经济发展较慢的粤东、粤西和粤北扩张，甚至也对广东以外的异地市场展开“文化北伐”。


南方报业传媒集团除了《南方周末》、《21世界经济报道》已在整个大陆市场占有一席之地外，近年也在北京与光明日报合办《新京报》，并有计划向中国西北的二线城市进军。

　　广州日报报业集团除了《南风窗》在政经时事类媒体中间享有盛名外，也在京、沪、穗联办《第一财经日报》。

　　去年10月，该集团与广州市地铁总公司联合创办广州第一份免费报纸——《羊城地铁报》，将在一至四号线的44个站点定点分发，目标发行量为30万份。

　　南方日报报社委员曹轲认为，《羊城地铁报》的内容深度不够，加上目前广州地铁线路不长，所以没能改变读者的阅读习惯，对广州主流报纸的发行格局还没有产生明显的影响。

　　“办地铁报虽然有创意，但目前地铁线路还不够长，上车10分钟就要准备下车，没有足够时间把整份报纸翻完。要是有200公里长的距离，还差不多...。”

　　广州地铁目前已建成开通4条线路共59公里，每天约有80多万人次乘坐地铁。按计划到今年年底，4条线路将开通112公里；到2010年将建成9条线路255公里，客流量突破250万人次。

　　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讲师彭伟步也认为，《羊城地铁报》的内容毕竟有限，只能提供短、平、快的报道，缺少深度分析文章。

　　但他指出，搭乘地铁的乘客大多属于城市中上白领阶层，随着地铁网络的延长和完善，企业会针对乘客背景在免费报上投放广告，会挤掉传统报纸的一部分广告客源。

原文链接：http://www.zaobao.com/zg/zg070210_506.html

邱震的作品“我和我的新娘”让我内心非常触动，甚至有点感伤。“模特新娘”的创意很别致，我们都明了这是行为艺术的一种。但，仍然为其摄影作品的情感内涵与冲击力所深深打动。

刚查了一下，知道1月13日邱震为他的作品举办了一次展览，在百年印象摄影画廊展出。在展出现场还有艺术家和他的“新娘”在一起的行为表演。艺术家在过去的展览中都会和他的摸特站在一起进行现场表演。过去站在一起表演的时间最长是一小时三十分，这次邱震要打破了他记录，时长两小时十三分。

我找到了邱震的个人网站。在“我和我的新娘”的作品集前，我读到了几段率性而忧郁的文字，更为触动，因为他把他在北京漂泊的经历，完美地融入到作品当中，我摘了过来：

两年前，我带着梦想来到这座城市。这里是中国的首都，是政治文化中心，天安门——国家的象征，中国人朝拜的圣地；这里有丰厚悠久的历史文化古迹，故宫，长城——旅游者的渴望；这里有繁荣的经济，现代化建筑——人们的向往；这里居住着中国最有权贵的人，也栖息着中国最普通的老百姓；这里有四通八达的立交桥，同时也有交通拥挤；这里有高尚楼群，却也有大杂院；这里有潇洒的白领，也有过命的打工者；老的，新的，正在建设中的，即将拆除掉的，皇权的，世俗的，华贵的，脏乱的，梦想，现实，欢乐，沮丧…….统统拥挤在这座我即将漂着的城市中。

我身处在这座城市中，却又离“她”如此之远；身旁之物触手可及，却又抓它不到。对“她”的印象越来越模糊，诚如我的欲望，我的梦想，以及我那模糊不清的新娘。

这是一座什么样的城市呀，我试图绘出一幅清晰的图卷，到后来却成了一片涂鸦。

两年来，在这座城市中,我时常有种置身在现实与超现实之间的错觉。

我无法用言语来表达,只能用影像,我心中的影像。

我爱这座城市，却又将带着慌恐生活于其中。

但我仍将携着我的爱，我的痛，我的希望与失望，还有我的新娘，去追寻……

附: 邱震“我和我的新娘”作品集 上月13日邱震影象作品展现场

东方愚 南风窗特约短评

杜世成倒了，民众一片欢呼声，传媒纷纷痛骂杜世成在青岛执政时的“N宗罪”，这何尝不是种黑色幽默。如果一座城市的房价非要等到市委书委倒戈后才能引起关注，中国高企的房价恐怕永远没得救了。

高房价的根本症结仍然在于地方政府“无政府主义”与中央部委“无主义政府”的双重泛滥。然而谈到青岛，人们往往忽略了其“小富即安”的市民特征。虽然房价与收入倒挂的离谱，但由于环境优美等因素，人们往往安于现状。

事实上，安贫乐道的心理已成为了青岛民众的“沉没成本”，换句话说，由于人们对房价上涨接受程度的弹性，要比其它城市高很多，执政者顺水推舟，打着城市经营的口号疯狂卖地，房价涨了个不亦乐乎，名利双收的行政部门赚了个盆满钵满，却并没招来多少民愤。

这是一种可怕的现象。一边是青岛房价四年间从每平米2000元涨到破万，沿海200米内禁止建任何建筑物等规定屡屡被打破，一边是所谓“诚信博大和谐卓越”于2003年9月被确定为青岛城市精神，并美其名曰民意使然。如此对比，不能不令人瞠目结舌。

我们没有理由指责青岛民众“逆来顺受”，而首先应当考虑的是，长期以来，民众憋屈与愤怒的声音为何不但没有传播出去，反而被戴上了“和谐”的帽子？

青岛是中国高房价的城市缩影。不要把杜氏倒戈当成了一次“痛打落水狗”的机会，我们更应当审视，上层利益群体与平民社会间的信息传播、沟通为何不仅越来越割裂，前者甚至公然歪曲民意，为自己贴金。

民意是被强奸了的民意，太平是粉饰后的太平。社会群体间的裂痕在歌舞升平的一片和谐声中不断拉大，这是最大的威胁，迟早会发力。

2月1日，长春亚冬会组委会在主新闻中心召开新闻发布会，详细介绍了本届亚冬会的闭幕式准备情况。负责闭幕式文艺表演的长春市文化活动部部长龙华女士激情满怀的介绍：持续30分钟左右的闭幕式文艺表演命名被“永恒-亚洲闭幕式"......当晚，中国中央电视台对此作了报道。

央视没有作报道的是，1月31日，就在短道速滑女子3000米接力决赛结束后的颁奖仪式上，获得亚军的五名韩国选手却作出了令人瞠目结舌的举动——她们在领奖台上一字排开，手中高举七张白纸，上面用韩文写着“白头山（长白山）是我们的领土”。

这是韩国人在中国的地盘人向中国人及中国政府挑衅。高举标语的韩国女选手看上去兴高采烈，不知道她们是应韩国政府要求故作“笑容可掬”状，还是真的不知道领土问题的严肃性。

央视没有报道这起事件，刚才问了一下我们报社国际新闻版的编辑，得知新华社也没有发什么通稿。很明显，这寓示着我国政府的态度是——此事不宜声张。

我曾与长白山失之交臂。2006年8月1日到长春参加东北亚投资博览会，会后媒体朋友应吉林政府邀请到长白山旅游，我没有前往。不过我对韩国人却相当熟悉。在青岛三年，周围每三个外国人里就有一个是韩国人，而青岛的大小韩企也有7000多家。普通的韩国人，给人的印象很好，很懂礼貌，爱鞠躬。但是稍有地位或钱财稍微见长的韩国人，其畸形的民族强势心态就暴露无遗。

拿我看到的一些细节为例吧。在青岛的韩企里，中国员工的地位非常低，同是加班，韩国员工经申请就可以不加班，而中国员工却必须无条件加班；加班要叫外卖，韩国老板可能会不闻不问中国员工的饮食习惯，青一色叫上韩国料理，甚至叫来的韩国料理，中国员工只能吃便宜的，他们本国人吃贵的。

最可恨的一件事我现在记忆犹新。当时我的一师妹在那里实习，一天有紧要事得请假，遂以“哥哥结婚”为由向韩企老板请假一天，初次交涉，老板不允，再去，韩企老板用蹩脚的英语问“是亲哥还是堂哥，结婚为什么不是周末？”

管中窥豹，可见一斑。韩国人的文化元素里，民族自尊心无限膨胀，结果是自恋癖好如涌如潮。我们常说日本人坏，可日本人大都是明着坏，直着脖子向你挑衅，但韩国人看不起中国人，或是挑衅中国人，往往是暗里使劲，阴谋与诡计连连。就像1月31日亚冬会上举牌“长白山是我们的领土”一样，让每一个中国人都如料未及。2月4日亚冬会将向亚洲人民呈现“永恒-亚洲”.闭幕式，用中国特色词汇来讲，那将是一场”和谐亚洲“的晚会，可是，怎么个和谐法儿呢？




附：韩国《朝鲜日报》对此事的报道：http://chn.chosun.com/site/data/html_dir/2007/02/01/20070201000009.html

现代中国是一个崇尚批判的社会，知识分子批判制度顽疾，大众批判知识分子的“堕落”。一个批判的怪圈形成，你我各执一辞，互不相让。法国社会学家雷蒙·阿隆对批判的三种描述——技术批判、道德批判、意识形态批判被我们发挥到淋漓尽致。这显然是一种陋习。

西方自由社会早已不把批判当作是有勇气的证明，公众更需要在报纸上找到可以证明他们的不明或需要的论据，而不是人云亦云般牢骚满腹。我们应当从中得到借鉴。这就像当下中国的股市，与其对“疯牛”的风险批判一通，不如切实教给人们寻找真正大牛股的方法。

社会能量不能消耗在制造和回应对认可的需要上。“知识分子”从来都不是一个封闭的概念，非要给具有这样或那样特征的群体冠上知识分子的头衔顶礼膜拜或臭骂一通，都是情绪而为。而一个人要想成为任何形式的公共知识分子，就必须不惧怕被指责为精英主义。

知识分子不可能边缘于财富。而对于实用主义导致的知识分子向权贵折腰或勾结的行为，其实在任何一个国家都曾经发生过。正如中国股市向黄金时代迈进过程中需要得到制度与市场的呵护一样，中国知识分子精神的回归或重塑同样需要一个过程，更需要呵护；呵护不排斥纠错，不等于纵容。我们期待着中国知识分子黄金时代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