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愚 减法生存

这是十多天前的一张照片了。一直没顾得上贴上来。《南方都市报》10月16日A08与A09是连版。跨版横卧居中的是一幅9位“老广交”获颁荣誉证书的新闻照片。有意思的是，照片左半边五个人是黑白照，右半边四个人是彩色照。猛一看，你会以为是张“阴阳照”，莫非左边五人都已仙逝，模拟其生前领奖的样子与右边四位活人合影？哈哈。

原来A08版是黑白版，A09版是彩色版。因为它们各自下面都带着广告。而广告或黑白或彩色，在8版还是在9版，提前由定价决定好的，不能随意更改。于是编辑只好委屈上面的新闻内容啦。这是典型的新闻向广告让步的作法。我们不少同事”收藏“了那天的报纸，在中国的报纸史上，这样的”阴阳照“确实罕见。

收到《权衡》样刊，感觉还好。不过我最为欣赏的还是刊物的名字：权衡。就像当初天则所成立的时候，从“天生烝民,有物有则”中提取“天则”二字一样，权衡同样言简意赅、寓意深刻。

从编委到文中的大部分作者，都是国内知名的经济学者，我想这或许想去印证自称“中国权威学者和经济学人的经济文化纵深分析杂志”吧。然而，当我打开天则经济研究所的网站时，却在醒目位置看到两则关于《权衡》的启示，第一则如下：


因编辑流程中出现技术性错误，第九期《新青年 · 权衡》的内容与主编确定的内容有些出入，我们为此向读者道歉。由主编确定的内容见下面附录。

《新青年 · 权衡》主编： 盛洪 吴滨

第二则为：

一、《新青年·权衡》2006年第10期的出版未经正当编辑程序。

二、《新青年·权衡》2006年第10期版权页上署名的几位文字编辑早已于8月18日辞职并于8月31日得到管理层的同意，他们现在已不是《新青年·权衡》的编辑。

三、由于《新青年·权衡》合作两方发生严重分歧，在处理期间冻结《新青年·权衡》的编委名字的使用，在《新青年·权衡》2006年第10期上的使用为不当使用。

盛洪 吴滨
2006年10月9日

看来权衡多动荡啊。经济学人本应是一个比较容易结集的群体，为何如此多磨难。个中原因我不敢妄加猜度。无间翻读这份杂志的最后一页专栏，是余世存先生写的，标题是《官家主义的今世之旅》，副题是，“民间在相当程度上已经成为官家的一个副本”。这一标题或能折射一丝经济学人组织生态不尽如人意的原因吧。我纳闷的是，权衡的网站上其它文章都有，唯独余先生这篇文章没有上网。

顺手拿起电话，跟老余聊了几句。提了几句这篇文章的观点，我便将话题转到他的身体上，近来他身体不好，希望老余能尽快康复，继续给世人呈现更为精彩的《非常道》。

链接：权衡 天则所 余世存博客- 我一小文

10月21日，打车。几个哥们儿在车里又说起广州治安。见司机师傅脸色难看，以为生病。一问，才知我们说到他的伤处了。

18日到20日，连续三天晚上出车，他都遇到了抢、砍、枪等事件。司空见惯的他本无意，反正乖乖交了钱，一般没啥鸟事。可是他是个特例。18号被抢，19号被人用枪指着脑袋，又被抢。20号被人用砍刀架到脖子上，再次被抢。歹徒下车的时候，顺便用刀背“温柔”地来了一小下。

他让我们看他的伤，我知道他心里更伤、也害怕。他又说到他是从河南过来跑出租的。赚了点小钱，让媳妇也过来。媳妇过来那天，他到广州火车站去接。谁知她刚刚出站，就被俩人一挤一推抢了包去，他眼睁睁看着这一幕的发生。

这样的事情天天都在广州发生。非危言耸听。

然而，有关部门非要指责以“危言耸听”的罪名。广州市某领导此前的一次内部会上说：“广州治安并没那么恐怖，主要是因为广州媒体比较透明，十起事件报了七八起，内地可能才报了一两起，你说谁的治安好？“

最近一次，应该就是在上述那位河南司机师傅连遭劫数期间，广东省某领导在内部会议上说了一句名言：“既要讲新闻规律，又要讲新闻纪律，并且要把新闻纪律放在前面；既要讲社会监督，又要讲政治影响，并且要把政治影响放在前面。”他指的是明年的政府换届。

这是个童话般的世界。

一个是原国家统计局局长，一个是个杀人恶魔，是巧合？是童话！

南方日报记者杨曦 摄 拿报纸的人是俺，哈哈

我是典型的夜猫子型的，比如说，今夜又没睡，先是与羊晚的朋友一起吃宵夜，然后回来在网上与另一媒体朋友一起聊读书与写作的事。一晃天快亮了。幸亏是周末。

越来越感觉身心疲惫。一则是来广州几个月了，频频出差、变动转大，工作未完全展开倒劳累有加了。二则，自2004年11月1日写开始经济评论写作生涯至今，基本上整整两年了，这两个月一直在考虑转型，但并不尽如人意；三则我失去了一份维系了两年六个月零二十二天、从一开始就觉得弥足珍贵的感情。

遂决定从10月14日起暂时关闭本博客。主要是想好好休息、调整一段时间。试想，本身就处在一个浮嚣的都市圈、一份浮嚣的职业氛围中，如果自己内心也跟着浮嚣有加，将来自己死的一定会很惨。

感谢许多朋友长期以来对我这一单薄的博客的支持与关注。顺便说一句，网络对媒体人及众知识分子来说，很多时候往往是个陷阱。不要过分沉浸、依赖网络。虽然这与减弱或收拢自己的表达欲并无多大干系。

休息，先从今天上午的一场大觉开始；娱乐，先从明天下午的《宝贝计划》开始。嘿嘿

卸下日本首相职务的小泉纯一郎仍不忘自夸一番。昨天他把领导棒子交给安倍晋三时表示，在他领导日本的五年期间，日本取得显著的经济改革成果，政府在节约开支方面也有亮眼的成绩。

小泉在离职声明中强调了他的经济改革以及节约开支政绩。他说：“在我上任时，日本的经济停滞不前，看不到乐观的情绪。现今，日本人有了挑战新时代的决心、有了努力争取成功的信心，改革的嫩芽开始成长为大树。”

离职日期是小泉自己决定的，他相信，接任的安倍会延续他的改革和基本的外交政策。小泉的任期之长和支持率之高都是日本政坛的纪录。在他任内，日本经济日渐复苏，日本民众也见到他不拘小节的一面。然而，小泉也留下了一段不良的对华与对韩关系给后任，他并没有化解日本同中国和韩国的领土纠纷，而且还每年到供奉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参拜。

在150个党员和高层党领导的掌声中，小泉脸带微笑、神态怡然步出官邸，人群中包括了安倍。然而，小泉也并非一路微笑着走下来的。他星期一晚上对记者讲话时，直接批评北京和首尔反对他参拜靖国神社，他说，中国和韩国为此取消高层会谈是“错误”的做法。

摘自《联合早报》，链接：联合早报《时事漫画》

对于流行与时尚，我总是比别人要慢半拍，当然这一次也不例外──前几天在咖啡馆跟朋友闲聊，听到邻桌几个年轻男女正在为“流氓”“外教”之类的问题争论地面红耳赤，原以为其中哪个女孩儿被她的外教性骚扰了，然而朋友告诉我，他们所谈的事件，是前不久网络上炒的如火如荼的“流氓外教”风波。

回家后我像考试不及格后的恶补似的查阅这方面的信息。原来是上海社科院一个叫张结海的心理学博士，撰文披露一个叫Chinabouder的在上海担任外教的美国人玩弄“中国女人”、嘲讽“中国男人”的行为并号召“中国同胞”把其驱逐出境。令人始料不及的是，外电报道称Chinabouder其实是一个五人行为艺术小组，他们只不过是想测试“中国公众的态度”，更使人大跌眼镜的是──张结海也表示自己只是为了测试、量度“中国人的自卑心理”。

流氓外教事件的结局让许多人像吃了半个苍蝇一样感到恶心。被涮的滋味不好受，这是毫无疑问的。不知是我的神经迟钝还是其它什么缘故，我并没有为这种为这一“套中套”的伎俩义愤填膺，反倒想，到底什么人、多少人在真正关注此事。我打电话问了几个媒体的朋友，他们的反应非常平谈，称那不过是“少数人的游戏”罢了。

忍不住想自夸一句──英雄所见略同。事实上，与其称流氓外教事件暴露了大众的浮嚣，不如说那只不过是小众的一次狂欢行为而已。所有被打上“中国男人”“中国女人”“中国同胞”烙印的精神鼓动与感情怂恿，正是抓住了互联网时代信息传播、繁衍、派生之无事生非、小事化大的脾性，根本反映和代表不了整个公众的价值取向与道德尺度。

新事件暴露的依然是旧问题，即无节制膨胀的愤青情绪。朋霍斐尔说：“愚蠢是一种道德上的缺陷，而不是一种理智上的缺陷…同他谈话时，你碰到的不是他本人，而是一连串的标语口号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这些东西有力量控制他…” 围绕流氓外教事件的争论今天可以结束，但是充斥在社会多个角落里“谩骂式爱国主义愤青”却仍将存在，甚至越来越多。

诚然，流氓事件中的愤青情绪与往常容不下小资情调、看不惯奢华的莺歌燕舞一类情形不同的是，基于现代社会多元价值观和博客时代随性表达欲的泛滥，人们很难去考究一起事件的真与伪，就像陈易网上救母事件后来被暴出的一些内幕、富士康向记者索赔3000万事件戏剧性转折等带给人们的惊愕一样，事实的真相要么是权威者的隐私，要么是机会主义者欲擒故纵炒作的玄机。

所以我们也不能视这起事件中的愤青如同鲁迅当年痛斥的在爱国主义外衣包裹下 “爱国贼”一样可恶，而同时应看到当今社会语境下各利益群体对话渠道的不畅和对话方式的变异。如果不是出于炒作的目的，那么张结海对中国人自卑心理的研究采用披露流氓外教事件的方式只能说明作为学者的“张结海们”在心理学样本选取与研究方法上的乏力与不厚道。

张结海却又不亦乐乎地作起了启蒙者：“以前凡是遇到公众事件，总是经济、法律方面的学者站出来说话；这件事后，也许大家会发现公众事件中心理学的作用。”我们承认，近年来在孙志刚事件、贫富分化问题、小任湘殒命等公众事件中，法学家与经济学家频频以智慧者的面目指点江山、激昂文字，有人因此称“经济学帝国主义”“法学帝国主义”趋势明显；但是我们亦须承认，掺杂其中的不乏一些有悖常理、利欲熏心但仍以打着“民本”旗号招摇撞骗的伪道士们。然而张结海现在仿佛在点拨其它各领域的专家们“来吧，我们也可以与经济学家和法学家一样掌握话语权的！”

在专家言论充斥大众传媒甚至被敬若神明的如今，这种鼓吹无异是种危险的倾向。“上层寡头化、下层民粹化”的社会软肋警告我们，权力寻租与权利失衡已成为中国社会不可承受之重，对公共事物的解构并不在于多少领域的多少专家参与进来了，而在于专家、公众，以及政府、民间组织是否同时积极、理性地坐到了谈判桌上。

细想一下，张结海不正是木子美的“学院版本”吗？网上炒的越火，媒体暴的越猛，他们越是偷着乐。不过两者不一样的是，木子美坦陈自己跟无数男人上过床，并“用液体写作”，而张结海的套子被识破后，仍然道貌岸然地辩护称自己所作作为是心理学研究方式的一种“创新”。搞笑乎？反胃乎？或许都不用；也不必像许包括笔者在内的许多“好事者”及媒体去引申、挖掘或强加给这起事件什么社会意义，或许，它从一开始就只是一场十足的娱乐秀。如果实在烦透了，你可以模仿多年前央视评论部内部晚会上一场名叫“砸烂电视”的小品一样──掐断网线！

事件背景：http://culture.163.com/special/00280030/patriotism.html

下午七点，几个媒体朋友给我发过来一个相同的链接，内容均为“第一财经日报社与富士康科技集团联合声明”，这应该是富士康事件最新的进展了。在这份声明中，第一财经日报与富士康相互体谅、相互致歉，并决定“携手合作为创建和谐社会”。

相信大多数普通民众看了这一声明，都会感觉像吃了半只苍蝇一样。不过这样的一个黑色幽默，早在事件一开始就决定会发生的。难道真的是一起合谋的商业策划事件？不是，否则这策划玩笑也开得太大了些。毫无疑问，很大的一个原因，则是两方迫于压力。中央leader一关注、批示，事件注定会发生巨大的转变。

普通观众和读者感觉自己被涮了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看到的事件的背后，到底还有什么隐情与内幕？可惜，事实掌握在少数人手里。正如第一财经日报Y君MSN的签名：”一切真正重大的历史事件，都在我们及媒体的视野背后发生，所以需要历史，当历史也不能呈现事实时，就成就了小说……“

附：第一财经日报社与富士康科技集团联合声明

"富士康当了婊子还想立牌坊”，这或许是近日人们对其最直截了当的评价。血汗工厂就血汗吧，却还要狮子大开口，向两位财经记者索赔三千万，并冻结了两人的个人账户。

上周上海的朋友给我说这事时，我没怎么细问。如今事情扩大化了，我才知道了其中的细节。不可否认，每当所谓的“正义被邪恶压倒”的时候，中国不缺少志士仁人，振臂一呼。就像这次，翁宝和王佑得到了许许多多海内外人士的支持。

可是，问题的关键即官商勾结的毒瘤，却不可能因为呼声的激烈而遁形。一财的朋友说明眼人一听就知道是富士康买通了深圳法院，可是，没有证据，这样的字眼又是不能出现在报纸上的。

或许富士康会撤诉，中国媒体界又一起风波给人们留下深刻的印记。但是，官商勾结之习气仍将经久不衰。媒体要么继续苟延残喘，要么必须学会跪着生存。这是中国特定的政经语境决定的。

其实应当“感谢”富士康的疯狂，要不是它像疯狗一样一下子索赔3000万，要不是它像个无赖一样一下子把两记者的账户冻结了，事情也不会完全暴露在众目睽睽下。我同意何大哥的看法，无论对于两位记者，还是一财来说，都是绝好的公关营销机会，应当找个出色的公司给好好策划一下。这一次危机，最大的赢家，将是第一财经日报。

不过，一起原本围绕中国工人在血汗工厂里没有人权的事件，演变成了全世界同仁为两位记者疾呼的风潮，你不能不汗颜于凡事在中国地盘上变异的可能性。两记者的事可能很快会有解决，但更要解决的是，千千万万个富士康们（内、外资企业都包括在内）的这种劣根性，还有广大中国工人没有人权的悲惨世界。

链接：富士康事件

正要睡觉，朋友发来外媒的一些剪报，非常感激，遂找了几条有趣的，调整一下心情，权当催眠了哈。

（1）路透社（ 8月25日）题为《美国“啃老族”》。美国父母的一般观念是，孩子一上大学，就算是永远“离巢”了。但是，鉴于美国目前的经济不稳定、房地产价格上涨、以及发生变化的社会习俗，使许多年轻人在大学毕业后又回到父母家中。一项调查表明，2006年毕业生有48％回了家，2005年毕业的有44％仍在家中居住。与婴儿潮一代相比，现在的大学毕业生不是立即投入开创自己的事业当中，不确定自己想要干什么，在各种初级工作之间犹豫不决。

与此对应的是，香港商报也有一个啃老族的报道：
（2）《香港商报》（8月24日），题为《当年“小皇帝”，今朝“啃老族”》。文章说中国从1979年开始实行独生子女政策，这些第一代的独生子女从小便受到百般溺爱，长大后同样仰赖于长辈生活，成为“啃老族”，令人不解的是，这种状况不仅出现在经济条件好的家庭，在低收入家庭也同样存在。专家认为，这种现象的存在，中国父母难辞其咎。

（3）独立报（8月26日） 题为《动植物“证明”每年春天提前到来》。英国生态与水文学中心科学家通过大量数据证明，英国的树发芽比30年前提前了10天，平均来说，欧洲的春天比以前早到6－8天，同时秋季也比以往推迟了3天。这都是全球变暖的结果。开展这项研究的科学家指出，人类虽然不能阻止全球变暖但可以减慢变暖的步伐。

（4）星期日独立报（8月27日） 题为《要想成功，不要同职业妇女结婚》。文章作者称，要想成功和快乐，千万不要与职业妇女结婚，否则你就会变得毫无追求，天天忙于打扫房间和接送孩子。找老婆长得美或丑、高或矮、金发碧眼或黑发都不打紧，就是别同职业女子结婚。作者是全球一家知名商业杂志集团的高级编辑，声称他是根据研究得出这一理论的。他说，职业妇女对婚姻更不忠诚，更容易提出离婚，对要求丈夫照看家务，无所追求比生儿育女的兴趣更大。他的歪论一出便遭到大西洋两岸的抨击。

丛飞老婆邢丹才25岁，你说以后会不会改嫁？
上午从省委礼堂听邢丹等人的丛飞事迹报告会回来后，在MSN上与朋友聊起这一不够“崇高的问题。
答案是什么，天知道。
或许连邢丹也不知道答案，至少现在不知道；其实她是无暇去想----全国各地的巡回报告会，她与她在天的丈夫一样，过着符号化的生活。
报告做的不可谓不感人，声情并茂的真人秀+引人入胜的电视短片，台下1600多人没有一个不静悄悄、沉甸甸的，抹眼泪的自然也不少。
可怎么听，怎么都有种程式化的感觉。邢丹、深圳市委领导甚至贵州的那个小女孩儿，都能把情绪调整到恰到好处，真是够绝的。
邢丹有一种不自然的心累，从她的语气中能体会出来。这里所谓的心累，是指她成为一个符号的无奈，和情非得已的酸楚，因为现在的“名人生活”并非她真正想要的。
当报告会结束时，主持人又提升到“SG代表”“和谐社会”等层面时，我听到台下一少唏嘘声。
顺着唏嘘声，我们或能大致猜到，如果邢丹改嫁的话，至少还得等上五六年---等现在的符号化生存状态告一段落的时候---准确来说，等现任政府换届，没有人再拿她们当样板玩深沉的时候。

央行总是选择在快到周末并且傍晚的时候发布一些重磅通知出来。去年10月28日傍晚突然加息，那天是周五；今年4月27日傍晚再加贷款利率，那天是周四；昨天（8月18日）下午五点一刻左右央行再发彪，同样是周五。

加息成为事实的第一个晚上，最忙的莫过于新闻工作者，他们随即展开了宏大的政策解读突击战。记者是最辛苦的，马不停蹄地采访、写稿。作为编辑，我得以在网上熟悉一些即时的观点，而这其中的一些细节，把玩起来不无趣味，甚至黑色幽默。

我指的是专家观点，准确地讲是一些预言家的观点。在利率还是汇率手段之争论喋喋不休时，关于加息，许多人做出了大胆的预言，或旁征博引称加息的弊端多多，或据理力争说加息已是山雨欲来。然而我注意到，极个别先前反对加息的专家，在现在加息成事实后，也跟着称“加息其实是必然”来，原本就认为加息好处多多的专家，现在更是觉得扬眉吐气。

这种生态其实不难理解，预言是要担风险的。但是像墙头草一样为了避免人们的微词而而前后不一的预言家，确实令人遗憾，因为那是脊梁的问题。

媒体依靠专家观点，是潮流，也是一种无奈。我们经常打趣道，一个大的财经政策出来，许多专家的电话就像一些电台午夜的倾情告白热线电话一样，响个不停。专家或能高屋建瓴，但是如果都来谈宏观大势，通缩通胀的概念之争，总觉得有些飘渺。一位高校教师昨晚在MSN问我，没有专家，报纸是不是就要灭亡了，我无言。

媒体在刊登专家观点的时候，同样应该慎重，至少得注意方法。你可以发表专家的访谈文章，说现在投资率低，不应加息；这毕竟代表的是个人观点，或说我们着实需要观点的碰撞。但是切不可把一家之言粉饰成真理拥有者的表态。所以，昨天上海证券报的一篇文章注定会被许多人拿来做笑柄。

18日的上海证券报刊登了一篇文章，叫《理清加息的脉络》，文章用义正词严的姿态，从两个方面入手，分别“理清”了现在宏观经济的形势：存、贷款利率都不可能提高。

然后就在这天下午5点18分，央行就宣布加息。预言错误原本常事，问题是这一文章的标题与姿态确实挺霸气挺“真理”的，最有意思的莫过于文章开头了：“某位先贤曾经说过：预测政策是愚蠢的。的确，尽管让市场形成稳定预期的政策理念已成为当今世界一大主流，然而在中国，对政策的种种预期屡屡落入测不准的陷阱之中。”

这句话说完，文章又拿前两次加息前一些专家预言错误说事，仿佛是说不能胡乱预言，得先谙习中国经济的特质，诸如此类。可惜最终还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一朋友说，现在的通缩与通胀之争，太有娱乐化色彩了。确实如此。预言是件严肃的事，谁也不能当儿戏，更不能给一家之言戴上正义的帽子，否则玩笑开大了。民间总是有声音说，我们感受不到政策的利好，人们对加息最直接的感受就是房贷又提高了。事实上，微观与民生层面或许更应是乐于预言的专家学者们应当驻足的地方，其它的口水仗，少打为好。

链接：黑色幽默之《理清加息的脉络》

早上从信箱里取报纸，看到南方周末封面抬头上的标题《考研班“教父”江湖路终结》，我就一震：不会是芦云鹏吧，芦的事可是好久前的啦，记得3月中旬中青报曾报道过的！

翻开A3版一看，果不其然，芦云鹏事件。芦在5月份就被宣判死刑了，我努力去看南周花大半个版现在来做，是不是又有什么猛料爆出。结果很遗憾，除了导语用了一句“7月下旬，一年一度的暑期考研培训班的竞争开始了。河南财经学院食堂旁边的布告栏上，一个学生正为自己服务的辅导班张贴广告。这是培训班吸引学生的主要办法稍稍犹豫，这个学生将一张印有‘云鹏考研’字样的单子撕去，然后将自己的贴上去。”引出芦以外，其余篇幅全部是旧事重提。

或许芦太有标志性意义了，他是教育培训产业残酷竞争态势异化下的一个典型人物。靠办辅导班不到十年赚几千万的是他，为了竞争雇凶杀人的也是他；可谓天使与魔鬼的结合体。

芦应该算我的师兄，虽然他当时没有拿到毕业证和学位证。我本科毕业的那年，他已名声鹊起。2002年3月的一天，春节过后不久，新一轮的考研辅导班拉客战就硝烟四起。芦云鹏照例搞起了免费的报告会，我去听了一次，记得是朱泰祺英语考研备战课。近2000多人的报告厅，楼上楼下人满为患。

那个时候我们就在下面猜，朱老头讲一个小时能赚多少钱，1000？2000？5000？猜不出来；但我们谁都明白的是，所谓牛气冲天的考研辅导名师，只不过是给芦式人物的打工者而已，赚的讲课费也只是人家的一个零头而已。

当时的芦云鹏，西装笔挺，前呼后拥，意气奋发。或许在那个时候，所有他的好友、包括我们的母校，都以他为荣；虽然当年他几次考研失利，但他获得的成功是90%考上研的学子一辈子也企及不到的。

然而如今，估计没有人再愿意提及他，特别是与他的交情。就像这些年中国富豪榜上不断陨落的流星一样，他作为名列中国十大暴利行业前几位的教育培训产业的明星，如今也只是一颗被人淡漠的流星。

其实仔细想一想，哪一个竞争异常激烈的行业不存在血腥呢，鹏大将军倒戈了，更多的鹏式人物其实仍在各个行业在前仆后继地忙活。他们的杀人放火抑或与其人性有关，但与中国不规范甚至相当混乱、寻租泛滥的行业监管不无紧密干系。

这绝不是为谁的正名之辞。

附：本期南周的报道：点击这里

SOHU和SINA的朋友说，你的评论博客咋不更新了，我说这一个多月不是在从北到南大迁移嘛，哪儿有时间写啊。

其实我没说真话。最近一个多星期，我也偶尔写过几个短文章，但不愿意贴出来，准确地说，是羞于贴出来。越来越觉得自己写的太过肤浅。文字折射人，文章的肤浅多多少少说明了人的浅薄或浮躁。

如果还按照原来的程式去写，稿费仍能赚不少，但是对自己的提高微乎其微。这是很危险的；在学校的时候为了生计，多卖些文字养活、滋润自己无可厚非，但是如果长期乐此不疲，只能说明自己是个拜金主义者或脑子进水了。用“人总是要有点精神的”来鞭策自己或许显得甚是滑稽，但是你总不能老是原地踏步吧。

对经评来说，一个基本的要求是有建设性，这里说的建设性，不是那种应景式的胡扯八扯，或是把一切问题归咎于制度漏洞的朽木主义，而是真正有所启发、有所借鉴。另一方面是专业性的诉求，蜻蜓点水谁都做得到，就像退一亿步来说，经济学归根结底就那么“理性人”“机会成本”等几个词。经评拒绝浅薄。当然，专业性指的是内功，而不是外在表现形式。看看南方周末经济版上张越、李扬每周一篇的经济评论，或说是经济随笔，在嬉笑中开头，在怒骂中结束，但是观点、逻辑、建设性等要素全有了，一篇也不过八九百字。观点的独特性不再说了，因为它也是好经评的基本元素之一。

我要着重说的，是另一个元素：知识性。好的经评，好看、条理清楚、有启发的同时，也应当有意无意地注重知识的传递与拓展。从相反的方面来讲，如果你一篇评论写的是老观点，逻辑也有些混乱，没有建设性，如果读者或其它受众能从文章中能获得一些有用的知识点或信息，也还不算是最糟糕的。

晚上看了唐学鹏的一篇评论《沃尔玛向中国致敬》，猛一听标题你可能会觉得很俗，但看了文章内容这种想法肯定就变了。他的角度是独特的，把沃尔玛和中国捆绑起来评述，都是“世界工厂”性质的行为主体，他的文字与逻辑当然也挺流畅。触动我的，是文章的知识性，从企业史学术争论，一些案例或观点被简约自然地揉合了进去。这是同作为一个评论员，我最不如他的地方。

刚看完唐的文章，见他上线了，忙问他在不在报社，在的话我直接就上楼找他了。虽然来了广州一个月了快，跟21世纪经济报道一个在7楼，一个在18楼办公，但两人一直没能谋上面。遗憾的是，他在家而不在报社。于是我问他，像他一篇评论，一般需要多少时间完成；我本想问五个小时的，但怕不合适，便问他是不要至少得两个小时。

他的回答是：3天！他说写一篇评论，每天都要查阅许多资料，阅读和分析时间都在7-8个小时（当然不是是篇篇如此）。我无言以对。对比之下，我是多么地浮浮躁，一篇文章最多三个小时，就OK了，虽然都发表了，发表的媒体都还不错，但是，只有自己心里清楚，没有坚实的积绽，自己是“活”不了太久的，文章质量不会有多大改善。

或许修正自己还来得及，毕竟还在媒体这一行。诚然，就算不是做报纸，不是写字的，每天坚持读书，也绝对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这个年代我们拥有的资源太多了，但我们的脑子，也比任何一个时候，都变得麻痹了。

晚上看了三年前的一集《杨澜访谈录》，嘉宾是陈道明。陈的一句话给我的印象挺深，“其实你仔细一想，包括现在所谓社会一天到晚在强调竞争，但往往忽略和忘记了独处的美德。”陈道明1993年到1999年间，拒绝了所有邀请，在家休养生息，“五六年的时间，我没有觉得，哎哟，我着急，哎哟，我不愉快，或者，哎哟，我郁闷。我没有。我还是觉得挺好。所以我经过这一段的检验，我知道我将来什么都不是的时候，我还是很快乐。”

同样的心态，我想起了李大同老师。1990年初被“冻结”后的五年时间内，虽然不再被委以重任，但是他从没放弃对中国报业发展及新闻价值取向的思索，其1993年在中青报内部刊物上剖析中青报办报方针与整合机制的万字长文，以及对北青、北晚等都市报发展的思考等等，都是他在“休养生息”时的结晶，更是1995年冰点周刊创办的重要的思维源泉。十年后大同老师再遭劫数，想必休养些许日子之后，又是挥斥方酋时。

独自的美德，心态的平和，对现而今大多数人来说，何尝不是两件奢侈品。

链接：杨澜访谈录（陈道明集）下载地址：这里